杜文庆
尽管已经过去了40多年，可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初见张同志的情景。
那是在1983年8月间，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上虞县总工会工作一年后。那年6月，全县政社分设在盖东公社试点的基础上扩大试点，在小越全区范围内展开。我被抽调担任驻横塘公社工作组材料员。期间我积极收集上报材料，其中一则原大队干部退下来后，大力支持新干部开展工作的信息，被绍兴市政社分设办公室简报采用。两个月后，县总工会领导通知我，组织上抽调我去县取缔“呼喊派”办公室，让我先去县委组织部干部组连瑞安同志处报到。我到了后，连同志即带我去时任分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兼人事局局长张柏大处。张副部长微笑着对我说：“这次你担任横塘工作组的材料员，上报材料多也多的，快也快的，好也好的。”得到组织部领导的首肯，我心里自然是甜滋滋的。
日历很快翻到了1984年4月。在县级机构改革中，张柏大同志专任人事局局长，我也从总工会调到了人事局。在第一次全局干部会议上，他诚恳地说：“大家既不要称我张部长，也不要称我张局长，就称我张同志好了！”此后，全局干部都称他张同志。以至于时隔多年，每每见到他，我依然这么称呼他。
同年秋，我开始筹办婚事，可县级机关干部宿舍奇缺，我的婚房一时无着落。张同志先是陪着我去县房管会想办法，未能如愿后就跟我商量，是否通过个人出一点，局里补一点，租用附近农民的私房来解决。我欣然答应。他随即跟世居百官的县商业局副局长王珍仙联系，请她帮我牵线搭桥，物色租房。不久我即在横街科委宿舍后面，租到了房子。待到结婚那天，由张同志发起，全局同志出资买了两个热水瓶，由一位小字辈送到我的宿舍。热水瓶上写着“人事局全体同志贺”。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两个热水瓶早已不能使用，可我几次搬家都舍不得扔掉。
张同志不仅平易近人，关心同志，而且作风民主，不搞一言堂。那时局里只有他一名局领导。讨论重大问题时，他让全局干部参与，畅所欲言。比如，研究企业“以工代干”人员转干问题，一个个对象都被放到会上讨论，大家毫无拘束地发表看法，最后由张同志综合大家意见，拍板决定。正因为有这样良好的氛围，我们在工作中心情都比较舒畅。
作为一局之长，张同志在带领全局干部积极完成县委县政府交给任务的同时，还十分注重言传身教，提掖后进。1984年8月，从省级机关下派上虞任职的县委副书记提出，选聘合同制干部不应局限于乡镇，也应当在县级机关试水。我局随即着手开展了20名县级机关合同制干部的聘用工作。这在当时，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中，也属创新之举。张同志带着我，跑县教育局教研室，确定考试科目和命题范围，跑科委选定考试场地，同时有选择地去一些区、乡（镇）调研，了解整体工作推进情况，并跟当地党组织推荐的考生见面，了解人员素质。在跟随张同志完成一系列工作的过程中，我悄悄学到了做组织人事工作的基本方法。
此后不久，1985年1月，张同志调任县委新组建的老干部局局长，我则被调到县委组织部干部科工作。两人虽然不在同一个单位，但仍然同在一个楼层上班，自然常常遇见。每当此时，我总是恭敬地叫一声：“张同志！”他总是微笑着点点头。
1992年8月我调县公安局政工科（后改为政治处）任职。此后，因工作关系，我跟退休后，先后在县老年体协和新四军研究会发挥余热的张同志，仍有接触。看到他虽已退休，但仍像在职时那样兢兢业业，很充实的样子，我也暗暗为他感到高兴。他在工作中有什么事来找我，请求支持，我总是尽力配合。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也到了退休年龄。2020年1月中旬，上虞区委区政府举行一年一度的副局级以上离退休干部迎新通报会，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这类会议，跟张同志坐在一起。会后，我开车送他回家，并约好明年这个时候，我开车来接他，一起参加会议。谁知不久新冠疫情暴发，老同志的迎新通报会一停就是3年。
去年春节前夕，区里又召开了这类会议。会前我跟张同志联系，打算去接他，才知他因年事已高，不便与会。过后不久，我特地去他家探望。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90高龄的张同志，虽然比4年前弱了点，但身板还算硬朗，头脑依然清醒。哪知过了不到两个月，就传来他老人家因患重感冒遽然离世的消息。后来得知，他在弥留之际叮嘱家人后事从简，不要打扰大家。他老人家真是处处为他人着想！其人品之高洁，于此可见一斑！
几天后，清明节来临。我约了两位当时同在人事局工作的小字辈，专程去南山公墓祭拜老领导，并上门看望师母。我们相约，明年清明节，我们再一起去老领导长眠处祭扫，以寄托我们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