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在佐村镇宅口茗心公社，一场有关地名文化的座谈会举行。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徐松涛特意搬出了珍藏多年的清代鱼鳞图册、民国新东阳全图等珍贵文献。他以清顺治年间的《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为例，剖析了地名的底层逻辑：鱼鳞图册不仅是古代土地产权和赋税档案，更是还原清初东阳宗族格局的“底层代码”。许多早已消亡的古地名，正静静地躺在这类图文兼备的古籍中，亟待与地方志、谱牒相互佐证。
市政协文史专委副主任张忠鸣的分享，则将地名置于社会变迁的视野中。他以佐村镇为例，生动拆解了地名演变背后的“微观史”。
这里有地理与宗族的交织——“楼宅口”因楼氏衰微、金氏兴旺而省略为“宅口”；“广汉桥”承载着张良后裔的宗族志向；
这里有农耕文明的微观记账——“麻酥田”的产出用于过节分赠宗亲，“挂像坵”的租金专门支撑祠堂祭祖。这些极具烟火气的地名，实则是古代乡土社会的“会计账本”；
这里更有时代更迭的鲜明烙印——从特殊时期的“红卫”“朝阳”，到如今并村后寓意美好的“五丰”；从诗意满满的“环翠岭”退化为通俗的“麻车岭”，地名在简化与合并的过程中，也悄悄流失着原有的辨识度与文雅气质。
“如今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区迁移，许多老地名只留存于老一辈的口耳之间，年轻一代已然陌生。”张忠鸣的疾呼，点出了地名保护最核心的焦虑：随着乡土劳作日渐减少，依附于土地的地名失去了生存语境，正面临自然消亡的危险。
而桑梓村村民胡望亭现场分享的桑梓村渊源与明代碑刻诗文，成为这种焦虑的有力反证。当“桑梓”不再是文言文里空洞的故乡代名词，而是具体到先人种桑养蚕、植梓建房的生存智慧时，在场的人深刻体会到，保护地名就是保护我们生存的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