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元宝开端的义举，在700多年后的陈德高身上，迎来动人的回响。
在康熙志的“尚义”篇中，陈德高赫然在列，“陈德高，字良益，仁寿乡人。尝设义学，又为义庄，计口赋粟，以赡宗族之贫者，婚宦丧葬皆有助。其或困极不能自存，袖金赠之，不令人知。急而鬻产，则如其请畀之金，稽其入及原直，乃举还之。”陈德高曾设义学教育子弟，又设义庄，按人口发粮，让贫困的族人有饭吃、有学上，能体面地婚嫁和办丧事。遇上穷到无法生存的族人，陈德高就把金子藏在衣袖里悄悄相赠，不让旁人知晓；对于那些因急用钱而被迫变卖田产的族人，他便按对方提出的价格如数给钱，等对方所交租谷与售价相抵时再把田产归还。
陈德高为何如此高义，又为什么要倾尽家财设义庄？从南宋文学家陆游为他写的《东阳陈君义庄记》中可以找到答案。
在这篇记中，陆游写道，陈德高早年丧父，其父亲陈仕澄有个心愿，就是希望陈德高和兄弟们通过读书，有朝一日可以辅佐君主、治理百姓。然而科举之路并不好走，屡次落榜的陈德高自觉辜负父亲嘱托，但转念一想，既然仕途走不通，不能兼济天下，不如退一步让家族之人受惠。因此，他效仿范仲淹设立义庄，并采用范氏义庄的规矩，只稍作增减，以适应时代变化。
对此，陆游大加赞赏，提笔写道：“美哉，吾子之志也！”在陆游看来，世人对待宗族，往往关系一远便日渐疏淡，乃至遗忘。而陈德高一介布衣之身，却能以先人之心为心，将自己的田产无私地拿出来惠泽家族，其胸襟与见识远超那些身居高位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还感叹，陈德高并非富甲一方，却能在乡里率先倡导义举，反观那些官吏士大夫，“闻其风而不知愧且慕者，岂人情也哉”！
根据陆游的记载，陈氏义庄的义田规模与范氏义庄设立之初相当，共一千亩。令人感慨的是，最初部分田地离义庄较远，管理不便，被陈德高义举打动的邻近村民就主动用靠近义庄的田地与他置换。后期，陈德高还通过种桑养蚕、饲养耕牛、兴修水利来“丰衣食之源”。
以田养庄，以庄济学，以学兴族。有了这一制度化的兜底保障，家族中的贫苦者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有志于求学者也获得了帮助，陈氏精英人才此后不断涌现。
由东阳市志二轮编修委员会成员吴立梅所撰的《东阳进士》记载，陈德高的次子陈宣子于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及第，圆了他父亲一辈子未能实现的科举梦。他历任潮阳学官、湖广总所监大军库等职。在开化任县令期间，他平定贼寇，还一方安宁。在昆山任县令期间，他审理冤案，平息民愤，灾年让富户平价出粜粮食，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与陈宣子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弟弟陈炎（原名陈梦雷），不过他考上的是武进士。兄弟二人一文一武同年登第，传为佳话。陈炎先后担任殿前司同副将、步司计议官、辰州知州等职，最后卒于任上。
除了陈德高的后人，家族中进士及第者还有很多，如陈惟月、陈武、陈来仪等。每一位进士的出现，都让陈氏家族的声望更上一层楼。直到朝代更迭，一场突如其来的起义搅乱了陈氏家族的安稳岁月。《古韵官桥》记载，元至元年间，杨镇龙率众起义反元。杨镇龙本是宋末的武进士，而陈氏家族也先后出过不少武进士，与他曾有来往。杨镇龙兵败后，陈氏家族受到牵连，被迫迁居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