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庸华
“人如其读”是成功学鼻祖塞缪尔·斯迈尔斯告诫世人的读书箴言。为学必有得，言行有高识，积学储宝、酌理富才，一个人通过读书涵养的想象力、创造力，乃至人格完善、心境愉悦、家国情怀，皆与所读之书、所悟之理一脉相承。读多少书、读什么书、怎么读，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选择，“人如其读，读如其人”，这是一种社会文化，甚至与一方水土也有关联。
东阳民俗之中，称有气质、有风度、有涵养、有文化的人为“读书侬”，批评“死读书”、泥古不化的人为“书糊”，甚至贬其为“书糊壳”。读书能提升人的品格，积累知识，能让人在处世行事中，展现出容止若思、言辞安定的谦和谨慎。有学者曾说：层次低者猖狂，境界高者随和；智商低者张扬，智商高者谦和。这应该是“人如其读”的一种归纳。至于“怎么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古训，已说得非常确切。
我出生于南江之畔，家训只有一句：“长大后穿草鞋还是穿皮鞋。”于是，我六虚岁入蒙馆就有不甘平庸、倾心读书的“穿皮鞋”情结，勤学、苦读、寻师、质疑，成为我一生的追求。长大成人后，以儒学之“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为座右铭。至今，身居陋室，有几本藏书，精神自足，很有一点“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潇洒自如。
我的第一本藏书，也是第一本课外读物，是民国时期家乡贤士卢嘉木编著的《马坦鼻的故事》。那是抗战期间我在禹阳小学读高小时，于横店八月十三庙会的地摊上买的。我的小学初中岁月，恰逢旧社会动乱不宁，负箧寻师十分艰辛，课外读物稀有，偶闻某人有可读的书，便乞求借读；若遇上与学业相关的书或手抄本，如《成语摘录》《千金杂字》之类，就上门求借，手自笔录，计日以还。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任村校教师两年，这段经历也坚定了我从教为师的执业方向。此后，我相继求学于建德师范和浙江师范学院（次年更名杭州大学）。我以“土布衫，乡巴佬”混迹其间，日常开支靠勤工俭学，无钱购书，图书馆就是我的第二课堂。1959年春，校方宣布我提前毕业，从师蒋祖贻，专攻美学、哲学，我的买书、读书、藏书之路，才算起步。近4年的高教生涯，我成了杭州中山南路古旧书店的常客，获取的多为与任教有关的美学、文论、哲学、艺术之类，数量不过几百。
后来，我回东阳，任职于东阳中学。特殊时期，我被迫离开心仪的教育岗位，相继进入文化、史志事业，读书、买书、藏书也随从事的术业，多为文字语言、教育、文学、艺术、社会学、文史、地方文献之类。
古今贤哲皆言，品评读者水平的高下，不能以读书多少为标准，而应看他是否“博通能用”“经世致用”。东汉思想家王充指斥读书千卷无以致用者，“不过是鹦鹉学舌，有如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知方药”。读书问学之道，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一个人通过读书陶冶文思、涵养心性，其文、其言、其行，乃至其字，都与所读之书有种种关联。
我的读书、藏书，多与术业专攻、质疑索知有关，既有答疑解惑、传道授业的经师、人师类，也有可切磋砥砺的挚友或诤友类。我畅游其间，质疑问难、咀嚼审辩，感情至深。寂寞无聊之时，我也喜欢读一些野史、随笔、杂文及怪诞奇闻。鲁迅先生说：“无聊才读书。”我深有体会。这类书，让我或拍案惊奇，或喟然慨叹，或潸然泪下，或积虑存疑，是一种消遣，一种精神寄托，很有些殚见洽闻、不忍释卷之感。
东阳人自强不息、永远前进，厚德载物，兼容不同见解。身处东阳，要读东阳。三山两江是书，地域氏族是书，民俗风情是书，重教崇文、养贤育才是书，百工竞技、浪迹天涯是书，建筑、木雕、竹编、家具都是书。党政引领者、行业管理者、从业者，学而问之，文而化之，知而识之，才能“博通能用”。然而，现实是复杂的，知不知，好学笃行者有之；室无三镜（以铜为镜、以古为镜、以人为镜）不知却矜能伐善者有之；可与武大郎、中山狼比类者也有之。古时，梁元帝“死读书”、刘羽冲“读死书”、嵇康“读书死”。当今毕竟不是“九儒十丐”“臭老九”的时代，党中央倡导“全民阅读”，书香能致远，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者，即便偶有山穷水尽时，前路终会柳暗花明。
从教育、文化工作转入史志事业，我对方志学、目录学、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地情，皆感陌生。面对大量的地情史料，有如堆放的建材，令人无从下手。按史学理解，地情史料本身并不构成完备的历史知识，赋予史料以生命，让其升华为史学，有赖于史志工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引，深入思考、综合分析，揭示其背后的人文内涵与时代价值。我们提倡研究性修志，初衷就是要敬畏历史、尊重历史，让东阳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规律和特色，进入东阳人的历史记忆。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政治总是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演化，统一政权下，官僚集权、地方社会与宗族豪门互相联系和制约。因此，读东阳、认识东阳、理解东阳，离不开唐之“四大家族”，宋之“五府”“三大宅”“四名家”等人文史实。史志编纂，二十六史是必要的工具书，朝代更迭、重大史事都依靠它。如东阳置县之始的吴宁、汉宁之辨，科举时代东阳人才群落，“甘露之变”与舒元舆及其氏族迁徙，东阳从“望县”到“繁难之县”的演变，都必须查阅二十六史。
二十六史也叫“正史”，其权威性来自官方的编纂和认定，内容涵盖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等，构成研究古代历史基本、系统的典籍体系。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揭露了专制社会统治者瞒骗的本质；柏杨先生在《鬼话连篇集》，收录了正史中历代帝皇装神弄鬼、荒谬无稽的鬼话。所以，使用正史必须慎思明辨、弃伪存精，如皇帝死了叫“驾崩”、皇帝赏官是“拜”、皇帝杀人称“赐死”、皇帝纵欲叫“临幸”之类谬误荒唐之语，都是不可取的文字。
耄耋之年，我忝列《东阳市志》二轮编修主编之职，是不自量力、不谙世务，是智衰而谋大的今世笨儒。时代在发展，方志学不断创新，既入此门，我唯有仰副层峰之望、竭尽所能。《六经皆史》《志涉百科》《文史哲交融》《才学识互鉴》于我都是新课题。就地情而论，东阳人的迁徙繁育和从业轨迹、生存环境、经济发展、政治变迁、文化传承、生态保护，都需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思考，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思维，正确把握东阳历史的内涵与特点，再付诸文字，积句成章、积章成卷。我们当以发展而非静止、全面而不片面、系统而不零散、普遍而非单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史观与史法，对史料做到有鉴别、有扬弃、有继承、有剔除。
反思修志之道，读书是终生之事，敬业为务，拓展思考力、想象力、联想力、创造力是问学能走多远多深的重要议题。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经世致用”，人的生存需求、知识需求、思想需求、审美需求、创新需求，都需从读书中获取；任何创新转型的良好愿景，都需从读书获得。北宋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读了一辈子《论语》，于积学、修身、处世均有种种获取，深信此言之真。唐太宗与辅弼重臣谈话实录《贞观政要》，被日本人称为当代主管阶层最需研究的“领导学”，成为当代无国界的畅销书，读此书，其治国之道、用人之术、纳谏之智、尊史之念，皆给我诸多启发。我想，为官一任者，若脑子僵化时，看看此类经典一定会启智明道。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经典，皆具经久不衰的典范性和权威性，如《反经》一书，从不同侧面拓展思路，提升思维的广度、深度和灵活性，增强人的创新力。
方志是官书，是一方之权威性文献。“其事核，其文直，不虚美，不隐恶，彰善瘅恶”，是敬史成志的基本原则，也是志书编纂学的根本要求。参与修志者，当具备“史料精熟，选材精当，文笔精妙”（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序》）的基本功。反思修志过往，日常坐班办公、迎来送往，与编辑同仁切磋砥砺，而读书、思辨、撰稿之事，多被挤在节假日或夜阑人静之时。
我读书不多，藏书有限，更无“博通能用”的水准。一路走来，时有“死读书”“读书死”的警觉。1993版《东阳市志》问世后，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史志界的认可，金华市曾授予我“十大藏书家”之一的浮名。因为陋室难容，事后遂将当时收集的各类方志和一些手稿交由东阳市档案馆存储。
年过九旬，我告别了家乡的史志事业，“隐逸”已是我晚岁生活的主旋律，但让我揪心的，是助我敬业专攻、伴我一生的四壁藏书的命运。前些日子，幸得市图书馆领导韦恋华、沈新军的认可，让我现有的主体藏书迁驻市图书馆，编目造册、设立专柜，让它们面向大众、服务社会，让我抛却纠结，终于开心一笑。
有赖于祖国的繁荣昌盛，我的生命还在延续，书还在读，墨韵盈笺，仍在伴我前行。书房尚存少量藏书、文献资料，以及若干乘兴收藏的书画，它们的去向，我还在纠结中。送别我那些文房挚友和恩师时，执手相看泪眼，不免无语凝噎。反视往昔，少有清闲日，追逐百龄仍多未了情，环视一生，一个“笑”字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