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江涛
一
“读书好比‘隐身’地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杨绛《读书苦乐》）
20世纪90年代初，我读杨绛先生的散文集《将饮茶》，觉得这话说得颇为形象，亦很有见地，便随手抄录在札记本上。
张元济先生说：“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读书之过程，实则就是串门会友。如果说串门是读书人与生俱来的宿命，那么读书人在串门中又何尝不是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呢？
2025年春节后，我起意梳理了这些年写下的读书心得，并将其归拢为《阅读的红利》一书，忽然想起杨先生说的“串门儿”，干脆拿来做题，也算是对自己30多年来读书生涯的一次小结。
人说，最美不过夕阳红。如果不读书，我的晚年生活能有这般温馨与从容吗？
二
我是2008年春节后来金华市机关坐班的，美其名曰“救火队长”，专干“摆平就是水平”的活儿。这是一个苦差，忙时忙，空时闲，加上夫妻两地分居，怎么安排8小时外的生活，着实考验一个中年男人的意志与毅力。好在阅读习惯早已养成，书籍就成了夜幕降临后的最好陪伴。
所不同的是，从那一年开始，我改变平日里拿到什么读什么的“杂学”心态，有意识地选择了那时尚不太热闹的美食专题。我给自己开列阅读清单——先古代，后现代，再当代，循序渐进。
思想是行动的向导。开读之前，我去了兰溪夏李村，敲开李渔老家的宅门。又在兰阴山脚，参观了小巧玲珑的芥子园。这种近水楼台的慢游，给了我消化吸收《闲情偶寄》之密钥。接着，我又细读了袁枚的《随园食单》、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和忽思慧的《饮膳正要》等，忽然发现，这些经典名著早已被人翻烂，但烟火气依然清新如昨，直恨自己读得太晚。
梁实秋的《雅舍谈吃》，赵珩的《老饕漫笔》，逯耀东的《寒夜客来》，王敦煌的《吃主儿》，范用的《文人饮食谭》，周作人的《知堂谈吃》，汪曾祺的《人间滋味》，邱庞同的《中国菜肴史》……都是从书店里淘来的。两年多时间，在系统阅读了近百本美食专著后，我对中华料理中的八大菜系以及各地风味小吃有了一个粗浅的认知。
如果说阅读是用眼在文字与想象中摆渡，写作则如同用手从思想的火焰中取出噼啪作响的栗子。其间，我试写的《寻常金华煲》《美味猪头肉》《“陪”古清生喝汤》等美食小文，散见大小纸媒的副刊。因为初涉美食领域，我以为关注度不会太高，却意外得到不少文友的肯定与鼓励。
有一天，时任《金华晚报》的总编童飚先生忽然来电，开门见山地问我，有没有兴趣去他那里建个“厨房”，当一回“醉食阁”的大厨？
副刊专栏是纸媒的特色，晚报更是注重。然而，个人专栏开办容易坚持难。我在“醉食阁”前后待了5年，最后以一篇《金华火腿》收尾。回首既往，这5年的阅读与写作，就像一场准备不足的马拉松，之所以能坚持跑完，要感谢两个人——童飚和赵健雄。
童飚是醉食阁的“总经理”，倘若没有他的尽心打理，醉食阁能否诞生尚且不知，又遑论《金华味道》和《美食金华》两部专著呢？
专著中的文稿，除在“醉食阁”首发外，我还给了“串门”中结识的赵健雄先生。赵健雄是《联谊报》副刊责编，他收到文稿后总以“写得扎实，拟用”“水了，再挤挤”这样的编辑术语回复我。他还先后为我的两部专著撰写序言：“与前一本《金华味道》比较，此册《美食金华》涉猎范围更大了些，不限于磐安一地，贯注其中的，也不只是乡愁。通过具体的食品吃法，他追索历史，体察民情，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在享受美食背后的文化大餐，并让读者看书时也能有所体会。”
还有什么，比这种平实的话语，更让人心生敬意呢？
三
朋友之间礼尚往来，我最为乐见的，莫过于书籍。
王加勇早年办过一家书店，每次前来串门，手里总少不了几本刚上架的新书。相知相交20多年，读过多少册他送的书，我实在记不得了。只是，人生有时很悲催，记得，又能怎样呢？他英年早逝，早已读不到我为他写的文字了。
民间语文一直是长命的语言。就说这“赠书”吧，往往被人视为“送输”，既忌讳又俗不可耐。但在朋友圈里，赠予3本以上书籍的名字，我可列出一大串，诸如傅钟萍、赵健雄、孙昌建、胡国洪、洪铁城、韩浩月、郑骁锋、陈兴兵……
收到赠书，总是先看看有无题签。因为它既是一种友情的象征，也是给人激励的砥石，尽管在有些人看来它不过是一种秀才人情。于我而言，细品这些题签，还是颇有意趣的。
“郁达夫小说奖”获得者杨方在中篇小说集《澳大利亚的舅舅》中的题签仿佛是一首朦胧诗：“有一天，我看见了四十四次落日/我知道我说了你也不信”。日落日升，没有一辈子的相遇，却有一辈子的惦念。
赵健雄赠我的著作总共有十来本，有的是他自己的著作，有的是他从书柜里取出来的，大约感觉适合我的阅读爱好吧，几乎每一本都有题签。最有意思的是写在《拾酒楼醉语》上的话语：“此书错字极多，且当醉语读罢。”
鲁迅文学奖得主陈人杰从西藏回到婺城省亲，给我带来了新著《西藏书》，扉页题签“从来人品恭能寿，自古文章正乃奇”。此乃清代梁同书撰写的《赠张维屏联》，强调“修身”与“立言”的内在统一。
2021年9月下旬，我与韩浩月结识于“兰溪日子，有戏有味”采风活动。回京后，他给我寄来了《万物皆有光》，扉页上的题签是：“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两年后，他惠赠散文集《燃烧的麦田》，又题签：“故乡睡了，麦田醒着。”2025年春节前，他再赠新著《在往事里走动的人》，第三次给我题签：“往事如行李，可带走可放下。”
当年出席兰溪采风活动的，还有著名作家叶辛、陈世旭、陆春祥、裘山山、鲁敏，以及本地作家李英、郑骁锋、杨荻等。陆春祥老师听闻我已退出现职，可集中精力阅读和写作时，连声表示：“好啊！好啊！”还随手取来5本一套的《陆春祥笔记新说系列》，送我“能文自胜侯”之题签。
四
书房是写字读书之处，尽显高贵与儒雅。贾平凹把书房起名“上书房”，我也有一个，专门“上”文友们惠赠的著作。一个柜子不够，再添一个。一个已读，另一个待读。静坐其间，日日面对，就像串门坐在了朋友中间。人也就成了书的一部分。柜子中的《山有嘉卉》和《余香集》是东阳市融媒体中心高级记者吴旭华的两部专著。在给我快递时，她签下了芳名，还很客气地请我“指正”。
作为其主编《东阳日报》版面的重点作者，吴旭华极其认真地编发我的每一篇文稿，十几年如一日。获悉《阅读的红利》即将付梓，她欣然作序：“作为好友，我情愿他的日常不必为文字而呕心沥血，而是‘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闲坐春风，醺然微醉……”（《春风犹作当年语》）
与我而言，闲坐春风，醺然微醉之际，持卷而读，另有一种快意。因为，读书是倾听自我内心的唯一途径。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说过：“只要那些书摆在书架上，就像是一群广阔生活的保证人站在我身后。这就是书籍的感召和力量。”
读好书，其实就是交好友。书读多了，就有了选择。这倒不是说从此只读一种书或一类书。周国平先生说：“读书犹如交友，再情投意合的朋友，在一块耽得太久也会腻味的。”人与书之间，其实岂止是会腻味，只怕还会造成思想的偏颇和心胸的狭窄。
读书之乐，源于心灵与心灵会意的魅力。一本好书，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给人“品不够”的感觉。有人问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王安忆，能进入你视野的优秀作品是什么？她回答，要看到人、人性，也要看到好的故事和戏剧性，否则我很难说一声好。
一语叩开天灵盖。于我而言，许多时候，读一本书，只需有一句话引发共鸣，一篇发乎于心的书评就有了扎实之根基。
或许，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给这个素不相识的作者写书评，而不给那位相熟的文友写书评的缘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