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建玲
清明节前夕，江南的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我回到故乡虎鹿镇葛宅村，刚维修过的老宅，白墙黛瓦格外清秀。走进祠堂，眼前掠过一幅幅记录着祖先荣耀和家规家训的牌匾，心中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当走到“读书明理”的牌匾前时，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凝视着牌匾上的四个大字，父亲的音容笑貌连同镌刻在岁月里的教诲，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1962年秋天，我上小学了，领到课本的那天，我背着崭新的小书包，欢快地冲进父亲的办公室：“爸爸，我是小学生了！”随后将课本一股脑儿地从书包里取出来，摊在父亲面前。父亲慈爱地用手绢擦去我额头的汗水，一边翻看课本，一边认真地说：“嗯，从今天起，你也是个读书人了，以后要懂道理、讲规矩，要好好读书，书中有好多知识、有做人的道理，能学到生存的本事，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一定听话！”
从此，许多个夜晚，父亲伏在大大的办公桌上画图、查阅资料，我就趴在办公桌旁边的凳子上写作业、看课外书。
然而，成长的路并非一帆风顺。1966年5月，学校停课。父亲告诫我：“你书读得少，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不要到处乱跑！”他找来哥哥、姐姐们用过的初中课本让我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我都囫囵吞枣地啃，实在弄不懂的，就翻看他们的课堂笔记。父亲还将珍藏在铁皮箱里的书悄悄对我开放阅读。有了这些基础，1969年复课进入初中后，我在学习上能和高两届的同学齐头并进，且成绩不错。
初中时，有一段时间兴起了钩桌布的热潮。看着同学们手中精巧别致的成品，我心中不禁泛起涟漪，很快便加入这股潮流中。每天放学铃声一响，我就一路小跑回家，不再捧着书本温习功课、做作业，而是沉浸在钩针和线交织的乐趣中，仿佛钩针的舞动比书本上的文字更有魔力。这种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有一天，平时总是延迟下班的父亲，突然准时回家，看到这一幕后，脸色瞬间阴沉下来，眉头紧锁，愤怒地训斥道：“我真想把你这些东西全部放进炉子里烧掉！明明花几块钱买一块花布就能解决的事，非要把千金难买的大好时光浪费到这些无谓的消遣上！”我被吓呆了，钩针“啪”的一声掉在地上。这是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看着他发红的眼眶，我真切感受到他对学习知识的迫切感和敬畏心。平静了一会儿，父亲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认为女孩子的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针线女红、相夫教子，女孩子更要读书，要自立自强，要有一份立足于社会的工作。将来无论走到哪里，只有经济独立，才有话语权，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听了父亲这番教诲，我如醍醐灌顶，羞愧难当。这也让我明白了读书对于女性独立的重要意义。
在父亲的教导下，我们兄弟姐妹九人，个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特别是我们六姐妹，都成了一棵棵腰杆挺直的大树，而不是攀附他人的凌霄花。
1971年7月，初中毕业的我面临两条出路：一是考高中，二是在家待业，等待分配工作。母亲担心我读完高中又要去农村插队，就让我去找父亲说明情况。父亲听了我的来意，不假思索地说：“去考高中，当农民也需要文化！”旁边负责监管的原通信员却大声喊：“我看你是书念憨了！让女子考什么高中啊？等着分配工作多好！脑子真是坏掉了！”父亲却不为所动，目光坚毅而笃定地盯着我。
上高中后，父亲非常关心我的学业。他大学读的是电机专业，对我的理科学习帮助很大。记得有一次物理作业是设计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图，我把自己设计的线路图拿给父亲看，他一次次指出其中的问题让我修改，我修改得有些不耐烦了：“哎呀，差不多就行了吧！”父亲批评我：“知识就是要学懂、学透，不能一知半解，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做事情绝没有差不多之说！”我常把自己写的作文读给父亲听，父亲多次评价道：“文章开头、结尾没有新意，太落俗套；事物、人物描写太啰唆，不够精练。”当时学校的图书馆依然处于关闭状态，没有书可参考。父亲就给我讲一些古典名著和古诗词，让我了解古人是如何三言两语就能把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几句话就能把人物的长相、性格特征刻画得活灵活现。作文改好后，父亲还要我再读给他听。有一次已经深夜了，因为读作文，把母亲吵醒了，我俩都挨了训。
1973年12月，学校接到通知，让我们这届高中生提前毕业，到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去就是4年。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国家恢复高考的通知，父亲立即赶到生产队，让我准备参加高考。可是，我一点信心也没有。一来我们学的教材内容，在当时有很大的局限性，可能不符合高考要求。二来我担心自己的文化基础不扎实，4年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根本没有摸过课本。父亲知道后，找单位里的大学生们借到了教材，鼓励我说：“你只有22岁，按照今年国家的政策，30岁都可以参加高考，这样算，你还有8年的时间，尽管放下心来好好复习。即使最后考不上大学，多学点知识，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是用得到的。”生产队的其他知青都回城复习功课去了，我因为担任生产队的赤脚医生，要满足农民看病取药的需求，只能继续留在农村边劳动边复习。眼看离高考只剩20多天了，年近花甲的父亲冒着北方凛冽的寒风，骑着自行车，蹬了30多里泥泞的山路赶到生产队，恳求大队书记：“请您想想办法，解决一下农民短时期内看病取药的问题，给我女儿一个考大学的机会吧，让她多学点知识，将来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还答应书记，让我考完试就立即返回。
经过艰苦的努力，我如愿考上了大学，被陕西师范大学提前批录取，这意味着我要当老师做“孩子王”了。我遗憾没有进入医学院，实现救死扶伤的理想，父亲却高兴得地不得了，连声说：“当老师好，当老师好！我们葛宅就是盛产教书先生的地方！传道、授业、解惑，可以让更多学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一个光荣、高尚的职业！”4年后，我站在讲台上，面对一张张求知若渴、充满朝气的年轻脸庞时，我便知道父亲当年植入我生命中的那颗种子，将会通过我，播撒到更广阔、更遥远的未来，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阳光温柔地洒在“读书明理”的牌匾上，我仿佛看到了父亲温和的面容，“读书明理”已不是祠堂中静默的牌匾，它被赋予了温度与生命。父亲从未刻意强调过“明理”的定义，却用一句句严肃的告诫，一次次深夜的讲解，一趟趟的奔波与恳求，将“理”字拆解成知识的重量、独立的尊严、做事的严谨与人生的格局。父亲用一生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的不仅仅是安身立命的本领，更是一颗在风雨中挺立、在浮躁中清醒的内心，把“读书明理”变成我们血脉里流淌的家风，成为先祖们留给子孙后代最厚重、最恒久的生命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