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华
蓦然回首，那一段青春岁月，已是40年前的事了。
1985年12月15日，天阴沉沉的，带着冬日的湿冷。一大早，朱兄就骑着加重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赶到我家。
几天前，我收到县城一家国有企业的书面录取通知书，兴奋得彻夜难眠。在那个年代，“糠箩跳米箩”的机会，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朱兄得知消息后，执意要送我去报到，还提议骑自行车前往。
出发那日，我骑着父母刚为我买的轻便自行车，车架上带着一只小木箱，里面装着几件衣服和一些书籍。朱兄的车后架，驮着我的铺盖卷。我们从蔡宅出发，一路往县城边的S厂骑去，全程约35公里。那是我第一次骑长路，脚下尽是砂石路面，偶有车辆驶过，便扬起一阵尘土。一路颠簸，我俩骑了整整3个多小时。
虽是国有企业，S厂的工作环境却不理想。入厂一个多星期后，我被分到“生料”车间，开始了三班倒的工作，工种是球磨机工。一台庞大的球磨机，不分昼夜地“轰隆轰隆”运转着。起初上夜班，感觉还新鲜，但时间一长，就受不了了——工作机械单调，车间里灰尘多、噪声大。
我第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25元，加6元补贴，一共31元。那时候，从县城到我们村的班车一天只有两三趟，车费6角5分，抵得上一斤猪肉的价钱。每个休息日，我都舍不得花这路费，宁愿骑3个小时自行车回家。
厂里的韦兄，年长我4岁，是亦师亦友的存在。他身材结实，浑身透着一股子劲，人送外号“牛”。韦兄的车技一流。那时城区的东街、西街非常狭窄，他却能双手脱把骑着自行车，在行人中灵活穿梭。而厂工会举办的自行车慢骑比赛，韦兄次次都能夺冠。
后来，阿茂、阿强先后进厂，四人脾气相投，便成了“四兄弟”。三班倒的工作，休息时间多，我们便常常凑在一起，骑着自行车到城区及周边各景点游玩。印象较为深刻的是，黉门广场工人文化宫的录像厅，花一元钱就能看一下午连播的录像；看完后，再去汽车站（今好乐多地段）附近的小摊，来一碗一元钱的东阳拉面。
那时，我的兴趣比较广泛，看书、看电影、练钢笔字、弹吉他、写文章，还自己编辑了两本作品集，取名《绿洲》。我还分期付款，转来一架照相机，心里揣着一个关于文字、关于远方的梦想。
只要球磨机不出故障，我就可以躲在这狭小的操作室里看书、写小说。车间的墙上有块黑板，原本是用来统计各班组产量的，后来渐渐弃之不用。上夜班时，为了驱散睡意，我便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有时抄几则时事新闻，有时写几个笑话，有时出几则谜语让工友们猜。那块黑板成了我的宣传阵地，我为它取名“米斗”。
没想到，这小小的黑板，竟“惊动”了厂部。一日，工会胡主席找到我，说：“小蔡，你的字写得漂亮，黑板报也出得不错，今后厂区里的其他黑板就全承包给你了。”我听后，受宠若惊，忙一口答应下来。
在被推为厂团总支宣传委员后，我多次组织团员青年开展联谊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年轻人的业余生活。有付出就有收获，我先后获评厂里的“四有”职工、优秀共青团员、工会优秀积极分子，还曾代表经委系统，参加共青团东阳市代表大会。
韦兄成家后，韦嫂热心牵线，让我认识了如今的妻子。结婚那天，在兄弟和同事们的帮忙下，我把妻子从城区东街接到了厂集体宿舍。
1997年2月底，我告别工作了11年零2个月的S厂。离厂那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来到操作室，抚摸着那张铁制的工具桌，泪水模糊了视线。我的《老人那潭和狗》《三叔公》《相机吉他和书》……那些发表在报刊上的文字，都是在这张桌上完成的。
若干年后，S厂改制，昔日的同事们各奔东西，另谋职业，厂房和宿舍也被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