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孙新萍通讯员骆卫强
日前，在佐村镇罗峰村二头门自然村，76岁的吴新尧正在自家门口的磨粉机前忙碌着，电机“嗡嗡”地低吟着，细密的粉渣子裹着阳光，飘落在他的头发、袖口上，没一会儿，就把他裹得灰扑扑的。他却毫不在意，眼睛盯着出料口簌簌落下的细粉，时不时伸手捻一点，看看颗粒度是否均匀。
这台机器，陪着吴新尧走过了40多年。从村办厂里手脚麻利的青壮年师傅，到如今守着家庭小作坊的古稀老人，顾客换了一茬又一茬，手里的这份活计却始终没断。说起来，二头门自然村的粮食加工史，差不多就是吴新尧的半辈子。
村里的吴氏祠堂，现在是办红白喜事的地方，曾是当时的罗峰乡最热闹的中心。1957年，这里办起了全乡第一家粮食加工厂。吴新尧还记得，当时用的是柴油机，一开动震得整个祠堂都在晃，声音大到两人面对面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直到1973年通了电，柴油机换成电动机，才算安稳下来。那些年，他天天泡在粮食加工厂，围着那两台架在横梁下的机器转，帮乡亲们碾米、磨面，加工厂里的木头柱子磨出了包浆，空气中总飘着谷物的清香。
改革开放后，粮食加工开始流行上门服务，村里的劳动力大量外流，务农的人越来越少，这家粮食加工厂渐渐冷清下来。到2000年前后，这处热闹了几十年的地方，因停工而陷于沉寂。
“想碾点米、磨点粉都没地方去。”看着大家犯难，吴新尧没多想，自己掏钱把厂里的机器买了回家。
吴新尧这辈子跟土地和粮食最亲，如今种粮的人少了，他反倒成了周边数一数二的种粮户。2025年，他播了7斤谷种，守着4亩多田精耕细作，换来了4000多斤稻谷的丰收。看着家中“谷满仓、柜爆满”的景象，他心里踏实。有人找上门，想以280元一担的低价收购稻米，他摆摆手拒绝了：“我这是实打实的农家米，口感比市面上的好太多，不能贱卖。”他选择自己零售，4元一斤，常常供不应求，有时还得提前预约。此外，他每年腌制的霉干菜也能带来近5000元的收入。
相比之下，粮食加工业务倒像是一份“赔本赚吆喝”的公益事业。
“现在一天顶多一单生意，有时候好几天都没人来。”吴新尧叹了口气，周边种水稻、养猪的农户越来越少，来加工粮食的大多是几十里外嵊州的村民，就磨个几十斤玉米粉、小麦粉，给家里人或亲友尝尝鲜。
这笔账算起来很尴尬：开机、进料、清理机器，前前后后得折腾一个多小时，电费、机器损耗都是钱。一次收5元吧，自己忙活半天不划算；收10元，乡亲们又觉得贵。可即便这样，吴新尧也从没动过关停机器的念头。在他心里，这笔账之外，还有一本更重的“人情账”。
不赚钱的买卖
上月底，佐村镇友谊村宝山自然村的一个村民，带着一袋60多斤的玉米来找吴新尧，说是要轧成鸡食。放下袋子就问加工费多少，吴新尧笑着摆手：“原本100斤粮食磨粉，收费10元，你这点东西不值当。”那村民也实在，硬是塞给吴新尧10元钱。
没过两天，罗峰村夏时楼自然村的一个乡亲送来10斤刚买的糯米，想碾成粉。吴新尧攥起一把糯米，“这米含水率太高，得晒几个小时再碾。”乡亲忙问：“那你帮我晒晒再碾吧，多少钱？”吴新尧摆摆手，语气轻得像风：“不要说多少钱，我帮你晒晒，下午碾，你来拿就是了，不收钱。”一旁的妻子金衣花听了，立马搬来团箕，把糯米细细地摊在门口的空地上。没有讨价还价，只有邻里间那种“搭把手”的默契与温情。
种粮的人都知道，收成靠天，平安也靠天。2025年农历七月廿四那场冰雹，吴新尧现在还心有余悸。那天上午晴空万里，下午北边山顶突然乌云滚滚。凭着多年的经验，吴新尧拉上妻子就往田里跑，抢收已经成熟的农作物。村里的乡亲们见了，也都主动过来帮忙。就在他们把最后一批粮食搬进屋、关上大门的瞬间，冰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有些甚至砸进了屋里，过了好久才化成水。等雨过天晴，玉米地里已一片狼藉，叶子全被砸烂，好在抢救及时，吴新尧家的口粮保住了。
就像那座始建于1823年的吴氏祠堂，历经火灾、迁建，最终重修焕新一样，和新中国同龄的吴新尧，身上有着农民最韧的劲儿。如今，祠堂成了村民们的公共空间，热闹依旧；而吴新尧家门口的那台“小钢磨”，还在日复一日地“嗡嗡”作响，碾磨谷物，也碾磨岁月，为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留住了那一口家乡味，守住了那份日渐珍贵的邻里情。
人情味的“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