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酒色如琥珀，会是东阳酒吗？其实，东阳酒中最著名的有两类，“错认水”和红曲酒。“错认水”即三白酒，色白如水。兰陵酒则是陈年红曲酒。红曲酒因发酵程度、红曲用量及陈化时间的差异，呈现金黄或鲜红色，经过足年窖藏的红曲酒则呈现琥珀色。这种颜色是红曲霉代谢产生的红曲色素与酒体长期融合、氧化后自然形成的，且随着陈化时间延长，琥珀色会愈发醇厚。东阳红曲酒不必像部分绍兴酒那样需添加焦糖色，呈现的是自然的色彩。
最新考古研究显示，金华一带可能是世上最早发现红曲霉素的地方。202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义乌桥头遗址的陶器残留物研究分析时，发现其中含有多种植物淀粉粒，包括稻米、薏苡、稗草等，且许多淀粉颗粒表现出酶水解和糊化的迹象，表明存在发酵过程。此外，其中还发现大量真菌成分，包括红曲霉和酵母细胞。种种证据表明，在稻米驯化早期阶段，上山先民已使用陶器酿造以红曲霉为主要糖化剂的稻米曲酒。这是我国最早使用红曲霉酿酒技术的实证。
根据隋唐时期虞世南辑录的《北堂书钞·酒食部》记载，西晋潘尼的《钓赋》中已有了对红曲入馔的描述：“红曲之饭，糅以菰粱，五味道洽，余气芬芳，和神安体。”宋代东阳印行出版的《初学记》亦记载了红曲在饮食中的用法：“王粲《七释》曰：‘西旅游梁，御宿素粲。瓜州红曲，参糅相半。软滑膏润，入口流散。’”王粲是东汉末年的文学家，可见红曲至少在1800年前就已经被发明了。当时的红曲只是烹饪的添加物，还没见用于酿酒的实践。
在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提到宋时东阳酒酿法，其配方就有红曲二斗。宋末元初陈元靓所编的《事林广记》则记载了金华红曲酒的酿制方法。不过，用红曲酿酒的时间肯定更早。南宋东阳人胡仔隐居湖州，他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江南人家造红酒，色味两绝。李贺《将进酒》云：‘小槽酒滴真珠红’，盖谓此也。”（《苕溪渔隐丛话·卷第二十一》）这里的“红酒”即红曲酒，道光《东阳县志》称其为“重之以椒”的“真珠酒”。北宋文人阮阅在《诗话总龟前集》提到“余疑李贺云‘酒滴珍珠红’，夏彦刚云‘江南人造红曲酒’。”而最早明确提到红曲酒的是唐朝杭州人褚载，其《月诗》云：“有兴欲沽红曲酒，无人同上翠旌楼。星斗离披烟霭收，玉蟾蜍耀海东头。”（见宋叶廷珪《海录碎事》）李白提到兰陵酒的琥珀光，应是当时陈红曲酒的颜色。北宋初，诗人刘涣写过一首《送王廷桂还姑苏》，其中一句“惜别缓斟红曲酒”，说的是在杭州送别朋友的宴会上喝红曲酒。苏轼的《次韵钱穆父马上寄蒋颖叔》提到“剩与故人寻土物，腊糟红曲寄驼蹄”。“钱穆父”即钱勰，临安人。此处以“土物”来称“腊糟红曲”，可见红曲酒当时是浙江一带土产。宋元酒业由官府直接控制，俗称“官厨酒”“公库酒”。元末文学家陶安的《送徒伯渊》中就有诗句“东阳官酒西湖莲”。杭州等地官方酒曲都以东阳酒曲方为标准生产，如《事林广记》就有“至元三十年（1293）宣徽院差人就杭州路造东阳酒曲十数万斤，不绝以为常例”的记载。
诗人陆游酷爱东阳酒，石洞书院的郭希吕、吕子孟每年都要给他送酒，其中就有红曲酒。陆游也用大量的诗句赞美东阳酒，如“酣酣霞晕力通神，淡淡鹅雏色可人”（《石洞新酿》）；“独醒坐看儿孙醉，虚负东阳酒担来”（《东阳郭希吕吕子孟送酒》）；“东阳醇酎无由到，知负今年几碧筩”（《龟堂》）；“今朝鹊喜报远饷，未拆赤泥先动色”（《石洞饷酒》）。其中，鹅雏色是红曲新酒的颜色，“酎”是重酿的红曲酒。《饮食辨》中说：“又一种金华酒，又名东阳酒，味极甘美，酒乃净酎……”明初兴起的金华寿生酒就是酎，用红曲、麦曲作发酵剂，酒色如琥珀，醇香四溢，口味醇厚。
后来，有关红曲的制作，明人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也有详细的解说。明朝时，红曲酒已占据金华酒的半壁江山。明末时，“错认水”退出市场，红曲酒成为金华酒的主流。时人都以东阳酒（金华酒）为尚。冯时化在《酒史》中直接说：“金华酒，金华府造，近时京师嘉尚语云：‘晋字金华酒，围棋左传文。’”诗人谢榛在其诗论《四溟诗话》中，用金华酒作比喻：“作诗譬如江南诸郡造酒，皆以曲米为料，酿成则醇味如一，善饮者历历尝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金华酒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何哉？做手不同故尔。”而文人谢肇淛在《五杂俎·论酒》中亦写道：“金华酤肆，户外之履常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