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是我从艺路上最难忘的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团里计划排练一台关于党史题材的现代戏曲，6月底献礼演出，7到8月在全市巡演。
那时候，我们剧团受到市场经济下行的冲击，演职人员新老交替情况多，演员阵容底子薄，而且平时演的都是传统剧目，新演员大部分没接触过现代戏。想要排练这么一台剧目，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可想而知。根据实际情况，剧团的领导和老师们经过商量和讨论，最终决定排练京剧版的现代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任务分配下去，各部门就紧锣密鼓地投入排练、制作，可意外突然发生。6月的东阳已经燥热难耐，排练场连台电风扇都没有，扮演鸠山的朱洵如老师既要日夜排练，还要帮年轻演员抠细节，最后累得病倒住院。在剧团领导安排下，我临危受命，接下了鸠山这个角色。
虽然答应下来顶替鸠山一角，但我心里其实没底，眼前摆着三道难关。
首先要闯的是“语言关”。京剧《红灯记》说的是普通话，念的是京白，翘舌音、前后鼻音分得清清楚楚。可我从小练的是婺剧，以金华方言为基础，普通话本就不标准。为了攻克这个难关，我特意买了本字典，把台词里每个字都标上拼音注解，边排练边对着字典练发音，练错了就立刻改。我还专门到附近学校，找了位语文老师帮我抠细节，老师一字一句教，我一遍一遍练。直到现在，这位老师还会来看我的戏，散场后拉着我点评哪里能再改进，这份跨越二十多年的情谊，我一直记在心里。
其次是“形象关”。鸠山是个“发福”的中年日本军官，可我当时才25岁，体型偏瘦，怎么看都和角色贴不上。为了贴近人物，我硬是在一个月里增肥7斤，演出时还得在身上“加料”，里面穿短衫，中间套两件棉袄（为了撑出角色的“发福”体态），外面再穿军装、马褂，头上还得戴帽子。一场戏演下来，里里外外的衣服全被汗水浸透，裤子湿得贴在腿上，鞋子里都能倒出汗来。更让我犯难的是，角色需要剃光头。那时候我正处着女朋友，剃光头不仅“自毁形象”，家里人也极力反对。可一想到这是剧团的重要任务，是为建党80周年献礼，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我咬咬牙，还是走进了理发店。
最难的其实是“角色魂”。排练时，动作、念白、唱段都能顺利完成，可我总觉得自己只是“站在台上”，没有鸠山的神态，没有角色的狠劲，更抓不住那种阴险狡诈的气质。我反复看《红灯记》的录像，模仿了一遍又一遍，可一到排练场，还是找不到感觉。扮演李玉和的胡悦老师看出了我的苦恼，主动找我聊戏：“你得先走进鸠山的心里，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这么做，才能让角色‘活’起来。”他帮我拆解人物性格，让我了解到鸠山既有知识分子的“儒雅”伪装，又有日本军人的残暴，还有特工的狡诈；跟我梳理故事背景、人物关系，甚至细致到鸠山说每句话时的心理变化，教我用内心的情感变化支撑肢体语言和语气语调。慢慢地，我终于从“演鸠山”，变成了“是鸠山”。
彩排的前一天，还没完全康复的朱洵如老师坚持要来看我们的合成排练。他最关心的就是“鸠山”，对我提出了不少看法和建议：“鸠山是日本人，因此在讲台词时可以特意用生硬普通话来表现，这更能体现他说中国话的不熟练”“你近期虽增了肥，但体态还不够丰满，可以再加一件棉袄”“化妆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面部肌肉来化肌理和皱纹，这样表现出来的面部表情才会更逼真”……
舞台上的艺术形象就是演员的生命价值，老演员的这份艺德既是传承，更是创新。正是前辈老师们的耐心，让我真正读懂了“好的表演，从来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演’进心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