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元初的理学家熊禾编撰的《勿轩集》卷三称东阳为“朱子阙里”，“洙泗伊洛之道在是也”。朱熹的故里建阳别名东阳，可见朱熹与东阳确实颇有缘分。乾隆年间，东阳学谕李经世云：“洞之崖立壑深，泉流涓涓，盖洙泗一泓落在兹也。”因朱熹讲学，东阳遂有“洙泗一泓”。
回望800年前，叶适在《石洞书院记》中称郭钦止“以学易游而不以物乐厚其身，以众合独而不以地胜私其家”。陈亮称郭钦止父子3人为“东方学者”，是“学之初兴”的有力创导者。石洞书院来往的大儒中，“东南三贤”有其二（吕祖谦、朱熹），南宋理学有其宗（朱熹），金华学派有其祖（吕祖谦），永嘉学派有其首（叶适），再加上永康学派的代表陈亮和诗人陆游，各学派的泰斗在此切磋讲学。其教学不以科举为目的，注重实学，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做到了经世致用。石洞书院成为浙东学派中心之一，浙学在此区域形成。
如今，石洞书院面临重建与活化之困境——挂一个书院的牌子、构建一个书院的外壳并不难，难的是给书院重新注入灵魂，让书院再活起来。
朱熹在石洞书院作《四书章句集注》，其中“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一句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石洞书院的教育模式突破“坐而论道”的窠臼，注重解决民生现实问题。如今，石洞书院构建起“鉴古开新、中外汇通、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教育体系，被《浙江日报》誉为“古韵书院变身现代社会大学堂”，以数智活化带动书院华丽变身。这种转化不仅延续了“经世致用”的传统，也为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注入了智力引擎。
在商业文化与快速消费理念盛行的当下，石洞书院将如同一座坚实的文化灯塔，引导着人们在繁复与烦躁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心灵的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