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硝烟虽未波及浙中，但东阳民间已率先点燃抗日星火。展览的第一板块“星火初燃”（1931—1937）聚焦“未战先忧”的民族意识觉醒：士绅斯南林等人的“节约救国捐赠收据”（1931—1932），纸张泛黄却字迹清晰，记录了普通乡绅为支援东北抗战自发捐出家资的担当；1944年的捐赠证书则证明，这种民间捐助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贯穿抗战始终的自觉行动。
教育领域的爱国启蒙同样动人。东阳县立第二小学将国难编入小学教材，《日寇侵略东北机会之分析观》（1932年）让学生知晓家国所面临的危机；校办刊物《东小学生》（1933年）内含国难纪念等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爱国教育。更难得的是一本《民教行事历》，详细记录了“黄花岗起义纪念”“国耻纪念”等活动安排，可见当时学校已将爱国教育融入教学日常，为全面抗战埋下思想火种。正如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吴航所说：“‘九一八事变’后，东阳就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士绅捐钱、学校育人，这座小城的抗战意识，比我们想象中觉醒得更早。”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阳迅速投入全面抗战浪潮。展览第二板块“救亡图存”（1937—1942）通过“军事动员”“文化救亡”“基层治理”“战时教育”四个维度，展现“小城大担当”：《壮丁训练证明书》《壮丁训练章》《检阅壮丁训词》《抗日负伤荣誉证》《抗日战士授田凭据》等史料，记录了东阳子弟的热血付出；东阳籍画家陈松平绘制的儿童漫画集，从儿童视角传播抗日思想；同是东阳籍画家的施晓湘主编《处中战画》，用图像揭露日军暴行；东阳籍音乐家许为通创作的乐谱，是“以声为刃”的见证；《东阳县城区63都保甲规约》规范了战时民间秩序；《非常时期东阳住户储盐券》则展现了特殊时期物资管控情况。战时教育方面，《战时中学生》、东阳中学校刊《东中学生》、东阳县立巍山小学《小学补习用社会课本》等教育资料，反映出东阳在抗战时期对教育的重视和坚持。
1942年5月，日军发起浙赣战役，东阳沦陷。第三板块“暗夜微光”（1942—1944）的展品聚焦“绝境中的坚守”：《太平洋形势图》（1942年）直观呈现国际战局；《军队归来证》（1942年）记录着军人的流动轨迹，是抗争从未停止的证明。
流亡教育与文化宣传仍在继续：1944年，东阳中学学生流亡缙云壶镇，合影中，大树下的学子们挺直了脊梁；《醒狮》半月刊第一期雕版（1943年）与抗日宣传画雕版，是敌后宣传的重要工具，“醒狮”之名，寓意着民族精神的觉醒。《东阳民报》（1944年）报道“朝鲜三志士南来投诚”，则展现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东阳的抗争并非孤立。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阳光复。展览并未停留在欢庆时刻，而是在第四板块“山河重光”以数据与实物铭记伤痕：抗日战争时期，东阳民众直接伤亡1662人（不包括军队和外地民众在东阳的伤亡人员及疾病暴死者）、间接伤亡101人，毁坏房屋10300余间，财产损失按1937年的价值折算约1.63亿元；3年沦陷期内，东阳人民与日伪军开展大小战斗超40次，毙伤日伪军270余名，俘虏90余名，缴获各类武器300余件及子弹1700余发。数字的背后，是民族的苦难与不屈的奋战。
这一板块展品中，抗战胜利宣传照、《抗战胜利纪念印章》是胜利的见证；1946年的《中级童子军训练》、1947年《高级童子军训练》等教材，标志着战后教育重建的开始，现代书法作品的展示则是后人对历史的致敬。
不同于前四个板块展现的“地方抗战图景”，“战火浮生”板块聚焦“微观历史”。徐家两兄弟的日记、佐村村民的琐碎记录、远征军学生的临别赠言——这些文字没有壮烈的战斗描写，只有柴米油盐的焦虑、离别的忐忑、对未来的期许。但正是这些最私人的记录，让观众得以触摸到抗战最真实的温度。此外，在第四板块与第五板块之间，还特设“抗日大事记”展板，展现了1931年至1945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和关键事件，进一步丰富了展览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