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古代士人“藏书、校书、讲学、著书”的文化空间。自北宋大儒张志行“归隐东阳，立书院以延末学”始，至南宋达到鼎盛，历经元明清各代，形成独具特色的书院文化体系，历史上多达百余座书院为东阳赢得“教育之乡”的美誉。
东阳书院的兴盛与南宋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当时官学不振，科举取士规模扩大，加上士族南迁、经济重心南移，以及理学的发展和雕版印刷术的普及，都为书院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据记载，东阳当时以7所书院位列全国第四、浙江第一，而实际数量远超于此。当时“大家多创书院，作好饭招延名士，以教乡党子弟”，诗书讲诵之声不绝，教育水平为旁郡他邑所不及。石洞书院、南园书院、八华书院、横城义塾等相继兴起，东阳成为浙东学术的重要阵地。
这些书院的选址讲究“择胜而处”，多建于中条山两翼的山水之间，如八华书院所在的“八峰环列”之地，既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也为学子提供了远离尘嚣、静心修学的环境。书院的建筑格局以“一堂两厢”为特征，形成“十三间头”“廿四间头”等典型形制，将讲堂、书斋、藏书楼、祭祀场所有机融合，实现了讲学、藏书、祭祀等功能的统一。
兼容开放的办学思想，造就了东阳极具地域色彩的书院文化。尤其是宋元时期，朱熹的“闽学”、吕祖谦的“婺学”、陆九渊的“象山学”、陈傅良和叶适的“永嘉学”以及陈亮的“永康学”等不同学派在东阳书院交流激荡。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限制，元代八华书院吸引了“幽冀齐鲁、荆扬吴越”的学子远道而来。
与学术开放相辅相成的，是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东阳书院突破“坐而论道”的窠臼，吕祖谦提出“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质疑“学也无所用，学将何为邪”；叶适在《石洞书院记》中倡导“务实而不务虚”；陈亮更是公开肯定商贾才能，称赞东阳商贾“智有过人者”。这种义利并举、求真务实的价值观，深刻塑造了东阳的人文精神，为后来东阳成为“百工之乡”“建筑之乡”奠定了思想基础。
东阳书院的繁荣，离不开地方望族的鼎力支持。赵氏、郭氏、蒋氏、卢氏等家族在南宋至明清期间先后兴建书院数十所；郭钦止家族创办石洞、西园、南湖等7所书院，拨良田数百亩用于养士；卢氏家族建有荷亭、雅溪等书院；蒋沐建横城义塾，投资巨额兴建房屋40间，年拨田租一万贯作为经费……这种“富而好德、捐资兴学”的传统，体现了东阳人深厚的教育情怀，也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民间教育共同体。
据可考资料统计，南宋时期，东阳有书院29所，考中进士者达131人；《宋元学案》收录的988位学者中，东阳籍学者有41人；元代东阳儒学人物占全国3.3%……许谦、陈樵、王崇炳等学者在理学、心学等领域卓有建树；而明代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对东阳士子勤学贤德的称赞，更是书院教育成果的生动写照。
纵观东阳古代书院文化，其精神谱系可以凝练为“崇理务实，内圣外王”八个字。它在坚守儒家正道的同时，构建起学术、伦理与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活态文化体系。“东阳之学，在知行缝隙间架桥，于庙堂山野处生根”，这正是其跨越时空的生命力所在，至今仍影响着东阳“教育之乡”的现代转型，并以磅礴的精神之力推动着东阳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