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天，怀鲁的泥土里已埋下抗日的火种。这一年，从上海回乡的地下党员马秀荣，带着组织的嘱托，在怀鲁秘密发展党员、组建党支部。彼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百姓生活困苦不堪。马秀荣深知，要抵御外敌，必须团结群众。他以自家简陋住房为据点，白天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夜晚在煤油灯下秘密开会，短短数月便发展了8名党员。
1939年冬，巍山区委成立后，马秀荣在怀鲁家中建立交通联络站。1940年10月底，东阳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北部山区，怀鲁交通联络站成为领导人在北部地区的重要立足点和联系群众的纽带。1943年7月，随着诸义东抗日根据地开辟，怀鲁联络站逐渐成为东阳各地情报汇集与人员往来的中心。1944年5月，诸义东县委决定将其扩建为“东阳情报站”，马秀荣任站长。
自此，怀鲁成为连接东阳各地与诸义东根据地的“情报中枢”。巍山镇、戚高山的日伪据点，国民党山北办事处的动向，甚至浙东行署的情况，都通过这里传递到根据地。“当时情报员有的化装成货郎走街串巷，有的打入敌营获取内线消息，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今年73岁的退休村干部马忠明回忆，父辈们常常讲起那段惊险岁月。1944年秋，情报员周伯耕在戚高山搜集情报时不幸被捕牺牲；1945年5月，东义行动组组员金备余在掩护战友时被日军抓获，活埋于巍山红紫山岗。临刑前，他高声怒斥：“日寇汉奸必死无葬身之地！”
与马秀荣并肩的，还有被誉为“十四都乡庇荫大树”的朱福星。这位在淞沪战场浴血奋战的抗日将领，曾率部坚守吴淞炮台阵地7天7夜，胸部中弹3次仍高呼“跟我冲”。伤愈后，他回到家乡巍山镇甲坵村看芝自然村，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春，他与中共地下党人王志远取得联系，积极参与抗日自卫队训练，并在乡长民选中当选为十四都乡乡长，掌握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他创办夜校，宣传抗日救亡。一直到抗战胜利，十四都乡未给日寇一分钱、一粒米。朱福星还重视教育，创办中心小学，自兼校长，免费提供校舍，资助贫困学生。“如今，村里建有朱福星故居和以‘红色甲坵·七星家园’为主题的生态文化旅游区，每年都有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和游客前来参观学习。”甲坵村党支部书记朱安华说。
那段烽火岁月，怀鲁的每一栋矮屋、每一条小路，都留下了英雄的足迹。马秀荣的妻子俞文婻，总是主动接待和掩护往来同志，望风送情报，被称为“好嫂子”；村民马就高自筹资金购买枪支弹药，支援抗日武装，甚至潜入国民党情报机构为根据地传递关键信息。正是这些平凡人的挺身而出，让怀鲁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堡垒”，也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
抗战胜利后，怀鲁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过去村里只有六七栋像样的房子，其余都是矮房，基础设施落后，经济也发展不起来。”马忠明回忆。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怀鲁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3年起，村办企业蓬勃发展，泥板、木雕、服装三大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带动了村民就业和增收。“那时企业红红火火，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比以前高了不少。”他说，1993年，怀鲁村建成眠牛山公园，既是群众休闲场所，也是红色教育阵地。
进入新时代，怀鲁村的“枢纽基因”再度显现。甬金、诸永高速公路在此交会，高速公路出入口近在村旁。20分钟到城区，1.5小时到金华，2小时到宁波。便捷的交通不仅方便了村民出行，也带动了物流、餐饮等行业的兴旺。高速公路出口周边的餐馆、商店生意红火，成了过往司机的“歇脚点”。
交通优势让怀鲁村成为工业发展的沃土。六怀工业功能区落户于此，已入驻40多家企业，涵盖医药健康、机械制造、五金加工等领域。浙江朋诚科技有限公司就是首批入驻企业。副总经理何耀耀介绍：“我们的设备体积大、重量重，以前运输要绕远路，现在上高速当天就能送到客户厂里。”凭借便利的交通和产业配套，企业去年产值超过5000万元，今年预计突破6000万元，订单已排到年底。怀鲁村西侧的新材料“万亩千亿”产业平台也在加速建设，聚焦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已引进多个投资超10亿元的大项目。
交通的纽带连接了过去与现在，产业的崛起拥抱了时代与未来。昔日“情报中枢”，如今已成“产业枢纽”。不变的，是怀鲁人骨子里的坚韧与担当——当年英雄们用生命守护家园，今天的怀鲁人正用奋斗书写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