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东北沈阳响起的爆炸声，打破了整个中国的宁静。
9月下旬，东阳中学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强烈抗议日军占领东三省，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对红军的围剿，一致对外，出兵抗日。10月，东阳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县城乡兴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进一步唤起了中国人的抗日血性，东阳境内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此起彼伏，诚如这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所言：“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在激昂歌曲、铿锵宣言的感染下，一批批东阳热血青年投笔从戎，走上抗日前线。
1937年“七七事变”次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随即，“八一三事变”发生。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今天起，我们每一寸土地都将成为敌人的坟墓！”会议结束时朱德说的这句话，成为最有力的抗战动员令。当天，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主力改编为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
民族存亡之际，日寇的铁蹄仍向着江南富庶之地步步紧逼，占领浙赣线以侵入江南腹地的消息风声鹤唳。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党员深入浙江农村开展工作，着重加强浙赣铁路沿线的领导力量。当年8月至10月，受上海党组织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指派，马义生等20多名共产党员回到东阳发展党员，重建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城区、河头、裘家岭、岭腰、枫树头、平原山、岭北周、南马等8个党支部，并在城区潼塘后赵的吴维元家里设立了秘密联络站，由吴母以摆香烟摊的形式，掩护并接待来往人员，沟通各地情报工作。12月，中共东阳县工委成立，马义生任书记。
这一年，经东阳党组织努力争取，国民党东阳县政府成立了东阳县抗敌后援会。
1938年5月，中共东阳县工委改建为中共东阳县委，下辖岭北周、城区、东诸边3个区委20个支部百余名党员，领导和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于当年8月派出党员潘廷鼎、潘玉英兄妹和著名民主人士李谷香，与国民党东阳县政府建立了统战关系，“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抗日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幼齐抗战！”县政府前张贴的大幅标语，宣告着东阳国共抗日局面正式形成。
也是在这一年，东阳发动输送了十五六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
在国共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东阳的抗日救亡群众性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主要包括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抗日自卫队、战时政治工作队以及一批抗日文化团体。其中县抗日自卫总队由退役在家的抗日爱国“神炮将军”蔡忠笏出任总队长。各乡镇均成立自卫队，由中共主导掌握的有后山店民众抗日自卫队、槐堂民众抗日自卫队，这两支队伍后来整合成湖溪抗日自卫中队。罗店民众抗日自卫队由回乡养伤的抗日爱国军官朱福星任队长。值得一提的是，蔡忠笏和朱福星都参加过淞沪抗战，均立下了赫赫战功。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1939年初，东阳县委决定利用党员潘玉英出嫁时机，以送嫁贺喜为名，在裘家岭召开中共东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工作并选举出席特区、省党代会代表。3月14日下午，16名代表汇集至裘家岭村，在村后翠塔山的山洞内召开党代会。因马义生调任新四军工作，由马丁接任县委书记，会议选举马丁为金衢特区党代会代表。在新一届东阳县委领导下，东阳党的活动中心从北部山区转移到南乡平原地区，到1940年6月，全县建有6个区委、37个党支部，党员队伍发展到180多人。
日寇的铁蹄还未践踏东阳，艰难缔造的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却开始破裂。1939年12月底，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东阳国民党反共活动日益嚣张，各地的抗日自卫队被解散，进步人士被排挤。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东阳籍新四军教导员金凤楼、排长吴章龙牺牲。东阳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逆流，东阳国共合作抗日救亡局面遭到破坏，槐堂、湖溪、城区等地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运动被扼制。
遵循党中央“隐藏精干”确保党组织安全的指示，1941年9月起，中共东阳县委停止组织生活，由联络员与政治上坚定的骨干党员保持单线联系。这些骨干党员包括怀鲁的马秀荣、苛山的金平欧、八达的卢福星、上蒋的蒋拥瑜、岭下街的马海琴与陈琼。冒着可能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危险，骨干党员们在残酷的现实中坚持斗争。“过去我们是浮在水面的‘戗条鱼’，今后我们应该沉到水底去，甚至可以钻入污泥作‘泥鳅’。”通过静水深流的隐蔽行动，东阳党组织保存了党的骨干，积蓄了革命的力量，为沦陷后发动和领导群众建立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