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
“当编著本书期内，个人曾横遭环境之压迫，小而多故之家庭，大而严重之国难，在在足使个人生活播迁靡定，心绪失常。握椠怀铅，动辄篝灯深夜，二三知己，睹之劳拙，辄以何时可以杀青相询，激者且以迂阔见识，私心惟为事无难易，必须坚忍耐苦而后有成，故仍安之若素。今者此书告成幸有日，诚不敢自谓有大贡献于地学界，然亦可以聊慰频年之勤苦矣。”
这是《最新中外地名辞典》里的自序，作者是民国时期著名地理学家、东阳人葛绥成。
这本砖头一样、厚达11.5厘米的地理类专业书籍，收录了25000条中外地名，全书近200万字，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完备的地名记录，为地名学之典范。作者从1928年动手整理编撰，到1940年第一版印刷发行，历时十余年，适值抗日战争期间。
彼时的葛绥成是中华书局的一名编辑。上海中华书局以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如梁启超、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等等。葛绥成跻身于一流的平台，踌躇满志。然而，“九一八”事变，目睹国土沦丧，亲人离世，破碎山河是那个时代的注脚。面对“多故之家庭和严重之国难”，葛绥成仍能“坚忍耐苦，安之若素”，运用自己所专，著书抗日——
“日本侵略我国，其动机不是发生于一朝一夕。”“本书目的，是在提醒国人知道日本人侵略我国的野心……书末更附琉球概况，使阅者得惩前毖后，以推知今日的暴日，其野心正蓬勃未已！”——《朝鲜和台湾》
“在强盛的国家，无所谓边疆的问题，它们只有侵略人家的土地，不怕自己的土地被人侵略，是以虽有边疆，边疆决不能成为问题。”——《边疆问题》
在此期间，葛绥成连续发表《中国边界的过去与现状》《团沙群岛中的海南九岛问题》《海南岛在军事地理上之地位》《香港之重要性》等重要著述，冒着生命危险编著出版了16万字的《近代中国边疆沿革考》，广证博引有关资料百余种，叙述了我国的海陆疆界和若干国际纠纷，摄制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捍卫我国神圣领土和主权。
近十来年，我从各种渠道陆续购回他的著作及相关资料百余种（先生一生编著各类地理书籍近百种，总字数在700万字以上，有教学类、有辞典类，在地名学、边疆学、人文地理、经济地理方面“奠地理之基础”，是我国近代地理学作者中写作著述最多的一位），摞起来比我的身高要高得多，这就是所谓的“著作等身”。
也许大家会有疑问，这些专业书籍，若不是出于专门的研究，大概没有翻看的必要。那么，我的推荐是否失其意义？
我想以阅读的名义，让大家了解，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未曾逝去，他们对家乡满怀深情——
葛绥成从不放过任何对故土家园表达感激和爱意的机会：在《最新中外地名辞典》序中落款“东阳葛绥成识”，在《乡土地理研究法》扉页上标印“敬献给我的父母亲”，在《分省地志·浙江》中标注“本书排成之日，不幸适遇慈母病逝家乡，爰将本书敬献于慈母，为其辛苦鞠育之纪念”；在葛宅重建的楼房门楣上赫然题着“吾爱吾庐”。拳拳家国之心一览无遗。
我常常会在这些发霉的故纸堆里，在这些一碰即落的碎纸片里，感动于这样的一种相遇。时光落在这些隐忍的深情里，最后都落在黑白分明的笔墨纸张上。“留此残编，遥遥相待”，那些回不来的故人，那些回不去的时代，它们静静地在某个角落等着你：“后世的君子们，你们好呀！”
书香致远悦读润心
□胡小刚
母亲节前夕，单位开展了“浙江农信微世界母亲节”主题征稿活动。下班回家，我向母亲要了相册。夜深人静时，翻开了那本蒙着细尘的相册。
相纸已经泛黄，边缘微微卷曲。照片里的母亲站在石磨旁，腰间系着粗布围裙，双手沾着豆渣。那是1983年的冬天，她为了凑齐我的学费，每天凌晨3点起床磨豆浆。我记得石磨转动的声响，记得她虎口处磨出的血泡结成厚茧，记得她总把第一碗浓豆浆留给我，自己喝兑了水的淡浆。
母亲的勤劳刻在她的掌纹里。农忙时弯腰插秧，农闲时推着板车卖豆腐，她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读书人笔杆子要硬。”这是她常说的话。高中毕业那年，我收到金融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她摸着烫金的校徽红了眼眶。送我报到时，她把缝在内衬里的零钱全塞给我：“学算盘要像磨豆腐，珠子打得响，账目才清爽。”
在乡镇信用社临柜的第一天，我紧张得拨错算盘。夜里打电话回家，听见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石磨声。原来母亲特意磨了黄豆，说让我听听这声音：“做金融和磨豆浆一样，急不得。”后来每当我点钞急躁时，耳畔总会响起石磨匀速转动的韵律。
有一次临柜值班，我低头忙着核对一叠厚厚的传票，忽然听见同事小张低声说：“哎，那不是你妈妈吗？”我猛地抬头，透过玻璃，看见母亲正排在队伍中间。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外套，微微佝偻着背，攥着存折和号码纸。三月的倒春寒让她的鼻尖冻得发红，几缕花白的头发从毛线帽里溜出来，在空调暖风中轻轻颤动。小张热情地朝她招手：“阿姨，到前面来！”母亲却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排队就好。”她固执地站在原地，时不时踮起脚看看叫号屏幕，生怕错过自己的号码。
终于轮到母亲，新来的实习生小王接待了她。我听见母亲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说要取五千块钱。小王动作有些生疏，点钞时多夹了一张百元钞票。母亲接过钱，粗糙的手指熟练地捻开钞票，突然停住了。
“小伙子！”她轻轻敲了敲玻璃，把那张红色的钞票从业务槽里推回去，“你多数了一张。”我清楚地看见她伸过来的手——手背上青筋像老树的根须般凸起，指关节因常年劳作而微微变形。她的眼角堆着细密的皱纹，却绽放着最明亮的笑容：“你们年轻人刚工作不容易，可要当心啊！”
那一刻，柜台前的玻璃仿佛消失了。我看见了二十年前，母亲在集市上把多找的零钱塞回给卖肉摊主的样子；看见了十五年前，她连夜赶工缝制书包，却坚持按原价卖给邻里的样子。她佝偻的背脊、龟裂的手指，还有退还的钱币，都在无声地教我：在金融这行业里，良心要比钞票更干净。
静静合上相册，那些被豆浆浸润的岁月，终究沉淀成了计算器里最精准的数字，存折上最温暖的余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