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引用郭钦止以朴质而深刻的语言道出办学初心：“吾寒生也，地之偶出于吾庐，非赐余者，吾其可自奉而游！将使子孙勤而学于斯，学其可以专，盍使乡里之秀并焉！”这位出身郭氏家族的布衣，以“不以地之幽邃而私其家”的胸襟，将自家私产转化为公共教育资源以共享，不仅“储洞之田为书院之田，斥洞之山为书院之山”，更请名儒朱熹、吕祖谦、陈亮等大家以教，“徙家之藏书以实之”。在雕版印刷尚未普及的南宋，捐出众多的家藏典籍供学子深研，堪称重文壮举。尤为重要的是，他开创的“学田养学”模式，通过捐三百亩田、五里山林等资产，为书院提供持久经济保障，突破家族私塾的局限，成为四方学子皆可享受的公共学术空间。这一举措与叶适“崇义养利”的经世思想深度契合，将财富积累升华为文化公共资源的精神境界。
郭氏家族更以制度创新推动教育传承。学田制度不仅借鉴宋代官学经验，更融合民间捐赠与书院自治，形成可持续运营机制。即便在庆元党禁期间，郭氏后人仍坚持延请叶适，并撰《石洞书院记》、邀名家楼钥题刻，彰显不随世道冷暖的文化坚守。这种制度韧性催生了东阳民间兴学之风，南宋时期，当地涌现书院群落，进士人数达数百人，实现“一人之勤”到“天下之用”的价值跨越。
叶适在《石洞书院记》中特别记载“君之子孙与其乡人必勉之”的嘱托，而郭氏子孙八百年间葺旧起废的实践，恰印证了这一教育传承的期待。从南宋至清末，石洞书院历经十余次修缮重建，甚至带动衍生出西园、南湖等多所书院，形成“望族兴学”的东阳模式。这种以家族之力推动地方文教的壮举，不仅重塑了“地瘠贫穷”的东阳人命运，更树立了“捐私为公”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