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斌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方位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四共特征”。
（一）共有：坚持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发展在选择与设计各种社会发展模式与治理模式中都经历了文明的竞赛，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与封建社会生存方式的对决中取得胜利，因此获得了科学技术优势以及优先发展优势，并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争后，以内外掠夺的方式在少数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东方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也在不断探索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了符合自身历史文化与国情的治理模式及制度体系，在经历了近百年的艰苦奋斗后，实现了国家独立及民族解放，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进程。
在对这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及发展道路进行鉴别与比较后，能够发现：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明依旧是发达国家的“骄傲”与“灯塔”，但在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结构两极分化及社会阶级分裂中，政治格局动荡不安且自身的固有矛盾得不到解决，国家政治权力被资本寡头与金融寡头所操纵，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迷状态，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底层群众的生活举步维艰，人民精神萎靡不振，常常只能依赖于金融及军事来侵占抢夺落后的人民及国家。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像刚刚东升的太阳一般，还未能将其万丈的光芒展现出来，但是在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政治初心下，充分发挥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时代化的真理力量以及精神引领，社会治理方面呈现出一片国泰民安的和谐景象，人们的生活质量逐渐得到提升，构建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模式、制度以及经济持续发展的模式、制度的优势已经初步展现出来，同时也越来越受到一些探索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关注。在民族及国家中，最重要的竞争就是人文软实力的竞争，而国家软实力中的最根本实力为制度的实力。鉴别是依赖于比较进行的，只有通过比较对照的方式才能够明辨是非。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建设后，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及制度优势进行了不断的自我革命及自我完善，在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逻辑及真理中，将本来就已经初露的光芒进一步展露出来。
判断并评价社会制度体系的好坏与优劣，要看它是否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否能够有利于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及主体性充分释放出来，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是否能够满足人类历史进步发展的规律。如果某个社会制度体系导致社会中的某些人只能依赖于另一些人才能够得到满足，导致一些人得到了垄断式发展，而剩下来的部分人则需要不断与未能得到的满足做斗争，在这部分人失去暂时的发展可能后，必然会激化社会的矛盾及社会阶级的分裂，社会文明进步也将失去应该有的前进动力。如果在这个发展状态或体系制度中，每一个社会成员均能够将个人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均能够在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下得到满足，那么这一发展道路或制度体系就能够成为照亮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制度优势的灯塔。恩格斯对人类社会理想化的发展道路及制度体系作出如下预示：“社会所有成员共同组合而成的联合体能够对生产力进行共同且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发展到满足所有人需求的规模；破除满足一些人的需求而需要牺牲另一些人的利益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之间的对立情况；消除旧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化工种等方式使社会中所有成员获得全面的发展。”人类文明才能够在这种如灯塔般的发展道路及制度体系下取得最终的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设过程中，由于能够有机契合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及基本国情，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与优势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在建设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治理效能及政治势能，不仅受到了万众的瞩目及认同，还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掌握正确的航向，从而越走越远。
（二）共富：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且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中最显著的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上了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方面的富裕，也包括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富裕；它不是属于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下的富裕，而是需要结合不同阶段的奋斗目标来实现的共同富裕。我们必须将根本着力点定位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此来适应新变化。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统筹规划全面富裕。共同富裕所切实追求的，就是明确的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建富裕以及渐进富裕目标。全民富裕与中国14亿人息息相关，并不是部分地区或部分人民的富裕；它不是单方面地强调物质层面的富足，而是需要在满足物质富裕的同时，也实现精神富裕；它不是以“平均主义”或“吃大锅饭”的形式存在，而是每个人都参加、建设并享有的富裕；实现富裕目标是在渐进的过程中有阶段、有目标、有层次地进行，并不是一蹴而就。
实现全民富裕下的现代化，需要避免片面误区的出现，要基于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杜绝出现“偏门致富”的情况发生，在高质量的发展中做大财富的“蛋糕”；坚持促进“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避免出现“一只腿行走”的情况发生；坚持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激发内生动力参与致富，避免“养懒汉”的情况；坚持以循序渐进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避免出现同步富裕、同时富裕、同等富裕的情况。要妥善处理“全面”与“片面”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必须搞清楚先富与共富、全局与局部、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关系，以此来指引全体人民群众能够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向共同富裕。
（三）共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实现经济利益并不需要借助政治权力这一手段，不论政治权力具有什么样的形式与性质，都是统治阶级为了让自身整体利益不受损以及维护自身统治秩序而采取的政治手段。西方现代化道路中，西式民主代表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权力的制度设计，它是国家政权与资本集团在相互结合与利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文明形态，在这种“权资互融”文明形态下，社会生活由“资”所主导，主要是建立在资本以及其人格化主体的基本逻辑上。在这种文明形态中，从国家政权的性质上看，其开始朝着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成为阶级专制下的机器，成为进行社会奴役的一股社会力量。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民主政权，只是对资产阶级共同事务进行管理的委员会，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文明形态，如果脱离了国家政治权力与资本主导的结合，就不复存在。尤其是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时代，在资本本性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情况下，极权政治与强权政治的形成能够使资本实现对外侵蚀与无限扩张，资本所积累的一切在这样的强权政治下得到了助力，德国学者鲁道夫·哈曼在1983年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例如：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是以大部分人民的巨大苦难和悲惨生活为代价取得的，社会不安定则被独裁政权或极权统治所制服。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几乎不存在民主的权力形式。”在西方现代化进入到后期后，其政治建设开始以披着民主外套的方式，通过举行票选民主活动来保证资本集团的极权实质和整体利益不受到损害。对此，恩格斯如此分析：“现代国家无论拥有怎样的形式，但它的本质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它也只是资本家的国家。”选票制民主形式看起来是由大家共同商定出事物的结果，但它实质上渗透着资本财团的势力，真正的人民群众及普通劳动者没有表达自由意志与使用自己权力的机会。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人民民主在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了体现，全体人民均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享受民主的权利。在政治上，不仅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平等参与社会管理及当家作主的能力，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会为了少数人谋利益而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本质，并且这个赋予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贯穿于政治路线的贯彻、政治事务的监督、政治的决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全过程，保证了人民的愿望及意志能够被党与政府所充分了解，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智慧与才能，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与积极性得到完全激发，人民群众具有参与监督政治事务的权力，广大群众在各项决策中的根本利益与整体利益都能够得到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对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人民意愿与国家意愿之间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充分保证。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在遇到各种难题时，能用理性与民主的方式去解决，进而在这个过程中充分释放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活力与激情，将人民“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展现出来。
只有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组织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到各种政治事务中，保证人民能够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以此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居民生活，才能够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在严肃活泼、团结紧张的良好氛围中获得实质性的发展。
（四）共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世界人民幸福安康
在马克思主义的构想中，全人类的解放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得以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照亮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使其在不断对人类共同价值与利益探索中促进人类的永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将合作共赢式现代化充分体现出来，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国建设现代化的道路不会存在对外的剥削奴役与战争侵略，而是用平和的方式实现伟大成就，并且中国式现代化提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坚持以对话协商的方式构建政治共同体；坚持以合作共赢的方式构建经济共同体；坚持以共享共建的方式构建安全共同体；坚持以环保低碳的方式构建生态共同体；坚持以交流互鉴的方式构建文明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源自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形态需要经历由初始的自然共同体发展为虚假共同体最终发展为真正共同体的整个过程。而个人只有处于最终的真正共同体阶段时才能够获得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了重要的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强调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论与分歧，“和合”理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所在，能够体现出“和谐”“融合”“以和为贵”等思想，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推动下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以及目前世界所处形势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强劲背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时间受到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与侵略，因此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外交政策更是主张各个国家之间要相互尊重并友好相处。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12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不侵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平等互惠、互不干涉内政以及和平共处。中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是在把握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后乘势而上。中国在进入新时代后，始终奉行着不称霸、不搞扩张的承诺，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具体地、现实地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团结全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构建美好的人类文明未来。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人类需要解决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不断出现的金融危机、公共卫生事件、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严重威胁。习近平总书记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回应对全球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矛盾，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发展的关怀心理充分体现出来，表示中国愿意在建设安全、美丽、平安、包容的世界进程中贡献出全部力量，谋求世界人民的幸福安康，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理念的现代化阐释。
（作者单位为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