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士宁
“人的出身是不由自己选择的，但走怎样的道路是由自己选择的，只有选对路，才能有前途。”这几句在常人眼里极其普通的话，在特殊的时代，对一个预感黑云压顶的无辜孩子而言，就显示出非凡的勇气、敏锐的洞见，让他看到了人性的至善。
说上面几句话的是韦思奇先生，当时是东阳二中的教务处副主任兼我们的政治老师。
时间定格在1966年。
前路多艰亦光明
我的父亲曾在浙赣铁路局任职，工作期间他广交文人学士，收藏了大量字画。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作为统战对象，发挥其一技之长，写过一些东阳文史考古方面的文章。
那年5月，政治乌云笼罩，气氛极其压抑。文化界已经有人在酝酿批判家父的《卢宅肃雍堂考略》，校园内外暗流涌动。阵阵寒风携裹这刺人的利剑，时不时穿我心肺。作为班里唯一的“地主”后代，我虽然被认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仍抬不起头。
5月14日下午课外活动时，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活动着，我独自坐在校园内一座偏僻的小花坛边发呆。“士宁，你在想什么？”我猛抬头，发现是韦老师笑眯眯地站在我旁边。
韦老师在学生中威望极高，他讲课时同学们都特别认真。虽然韦老师在课堂上从来没对我咄咄逼人过，但我对他始终怀有畏惧感，总是只默默地听他讲课，即使他讲得再生动，师生间交流非常活跃，我也从来没有与他有过互动。
“韦老师，有什么事吗？”我手足无措地站起来。
“你有空吗？有空的话请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
“好的，有空的！”我虽然答应着，但心里直打鼓——肯定有麻烦事了！
我战战兢兢地跟着韦老师来到他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韦老师往搪瓷杯里倒了白开水递给我，连声让我坐下，我才犹犹豫豫地坐了下来。
韦老师看见我很拘谨，就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温和地说：“别紧张，我们就随便聊聊。”他说他已观察我很久了，说我是个守规钜、很懂事的孩子。看到我放松了，他才开始说重点。那天我记得他主要说了两点：一是中国共产党是最伟大最正确最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毛主席是最英明的领袖，让我在任何环境、任何状况下都要坚定这个信念。二是人的出身是不由自己选择的，但走怎样的道路是由自己选择的，只有选对路，才能有前途。
这些话其实在政治课上他都已经讲过，但在办公室里用聊天的方式再次说起，就像慈祥的父亲对即将出远门的孩子反反复复的叮嘱，这种感染力与平常课堂上的政治说教全然不一。他的语重心长、他的发自肺腑，都化成了爱的暖流，涓涓浸润着我枯竭的心田。我频频点头称是，悬着的心也慢慢地平静了下来。我抬头看着韦老师，个头不高的韦老师，此刻是多么高大，多么亲切，多么温暖！
我静静地听韦老师讲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不耐烦的感觉。最后韦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他在校园里拍的生活照，并在照片的背面留言：“在你的生活道路上，定然会遇到许多困难，不管情况多么严重，你要记住：听党的话，永远跟毛主席走。记住，士宁，要永远永远……1966.5.14”。
韦老师将照片郑重地送给我时，再三叮嘱，今后在任何情况下，遇到任何难题都要冷静对待，并且随时都可以去找他。
接过这张珍贵的照片，我情不自禁地流下感动的泪水。
现在想来，或许那时韦老师已经预感到政治风暴马上要来临，我必将迎来命运的严峻考验。小小的孩子能否承受时代的巨浪，他深深地担忧着。为了不让我趴下，为了我能够走下去，而且走对路，他煞费苦心地策划了这场谈话……
这番良苦用心，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回味，予我力量。他精心安排的这场谈话，对我未来的人生是何其重要！
此后不久，时代的狂飙果然席卷而至，我不得不离开校园回到老家横店中信堂。随后，父亲被批判，他毕生收藏的大量书画被抄走，或拍卖或焚烧。那熊熊燃烧的火焰，让躲在角落里的我颤栗不止，只能一遍遍地回想韦老师的话，告诉自己要冷静再冷静！
一系列的打击接踵而至：母亲被拘押并批斗多次，我失去应征入伍的资格……各种磨难让我默默流泪，憎恨、怀疑、迷茫，种种情绪交织，让我苦苦挣扎，每每此时，韦老师的叮嘱就在耳畔响起：人的出身是不由自己选择的，但走怎样的道路是由自己选择的，只有选对路，才能有前途……
什么是选对路？
给母亲送牢饭！哪怕每天走5里路，只要她活着，就是对的！
给弟弟做榜样！成为他眼里的顶梁柱，撑起这个家，就是对的！
给自己立旗杆！不管有没有前途，摸索着往前走，就是对的！
就这样，我和弟弟采取了一系列的生活自救：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每天赚6分工分，不久就每天能赚10分工分，可以有0.3元的分红，年终可积五六十元的“余粮”。我们还曾养过两只母猪和几十只“立克斯”兔子，在生产队劳动之余，我和弟弟到处拔草，喂养小猪和兔子，等它们长大后卖掉，所得用于维持家庭生计。我们还很多次偷偷到磐安山区买木头，晚上偷偷地背到横店附近江边的黑市售卖，以赚取几块钱的差价。在那个特殊时期，我们寻找可以外出打工的一切机会——拎过泥桶、抬过石头、做过泥工、干过石匠，也曾两天一夜不眠不休地打过混凝土；在冰冷的冬天里，为了给桥墩基础的围堰抽水，沉下水去翻弄装满泥土的麻袋……
我承受着那代人的一切苦难，就想着：做，是应该的；做，也是当时唯一的活路；这样做着，是时代的洪流裹挟，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想，这就是韦老师所说的“对”的路吧！
1979年11月，熬过了13年的憋屈日子后，我终于以老知青的身份被分配到东阳木雕厂取料车间当搬运工，再也不用经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煎熬。我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使企业在原材料管理方面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感激党给了我新生，更想找机会去看看13年不曾会面的韦老师。当时的韦老师在县委党校任副校长，于是我千方百计找空隙，两次骑自行车去党校找韦老师，第一次被告知他出差去了，第二次被告知他身体不好而没来上班，后来再去时，却得知他已不在人世！
这是多么沉痛的噩耗！我都没来得及当面对他说声谢谢，没来得及回报他苦心孤诣的厚爱。当年他对我说“随时来找我”，如今我来找他，他却走了！
我来得太迟太迟了！
不久前，我才从当年的老班长陈芝春处打听到，韦老师教我们时就患了肝炎，在他找我谈话后不久，就休养治病去了。
重病缠身，他不言！时局动荡，他心忧！孰轻孰重？韦老师心里有一杆秤，掂量得清清楚楚，于是安排了那场见面，指点我前路方向，还特意叮嘱我“随时可以找他”，其情其爱其勇其智，指引着我一路前行，穿越了时代的黑障，走上了阳光大道。
韦老师，您是名副其实的老师，我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