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砌的是“三眼灶”，即设有大中小3口锅，大的用来煮猪食，中的用来烧饭烧粥，小的用来炒菜。因为自己是长子，常要利用课后、假日，帮大人烧饭、煮猪食等，所以，对烧柴的土灶还是很了解的。平时烧火做饭，一旦柴草不够干时，总要用火筒去吹，被烟熏得泪流满面、呛得直打咳是常事。
早先的土灶特耗柴火，被村人戏谑为“老虎灶”。后经过改良有了省柴灶，但还是离不开柴火。因为砍柴不易，母亲常叮嘱我要省着用柴，并手把手教我“炉膛清空，小把进柴”等办法。我如法炮制，效果不错。从那以后，我便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并受益终生。
记得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我们兄妹三人总会和父母一起围着土灶吃饭，仿佛是个盛大的仪式。不管炭火和柴草混合的气味多么刺鼻，我们都显得很欢庆。待母亲涮完锅碗，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父亲便将炉膛里尚存的炭火迅速退到一只偌大的火钵里，再从炭盆里倒出一些木炭，让我们兄妹暖身。于是，我们有说有笑，围着火钵尽享天伦。调皮的弟弟，不时用木棒去拨弄未红的木炭，“噼噼啪啪”的火星常会到我们的头上、身上，火光像个放映机，忽明忽暗，灶身就是银幕，跟着忽明忽暗，那其乐融融的样子，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在缺肉少油的岁月里，我们3个“小不点”总感到吃不大饱。有时会在快要熄灭的火钵里，放上三四个小番薯或小毛芋，用小木棒翻过两三次后，“美食”就成了。我们先让父母尝，他们总是说：“我们吃饱了，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们吃。”有时还不过瘾，就再煨一两个玉米棒子，火候掌控得不好，不是煨焦，就是夹生。但我们哪管这个，还抢着品尝，连声说：“好吃好吃。”其实每个人并没有吃多少，也不在乎味道怎样，吃的是一种氛围，一种心情，一种祥和。
到了腊月末，与土灶打交道就越发频繁了。因为此时，学校已经放假，我和弟妹自然而然地加入到协助置办年货的队列：杀年猪、切年糖、做年豆腐等。而完成这些，都离不开一个“烧”字。本来常常扮演打下手的“火头军”的我，在这个时候往往要“晋升”成母亲的助理。因为母亲体弱，对于站着一连炒十几锅米胖这样的活儿，会力不从心。于是，我便义不容辞地从母亲手里接过芦穄帚（用高粱壳做成的帚子）。炒米胖既是力气活，又是个技术活，需要熟练地掌控好火候。所以，在一旁指导着我的母亲还要指挥接替我烧火的弟弟或妹妹，父亲则忙着取柴、供柴、提东西等。在这样的日子里，不论准备哪一样年货，只要在家的，没有一个会缺席。
除夕夜更是亲情交汇的美好时光，也是土灶最忙的时候。母亲把烧得熟透了的猪头，从大锅里捞起来供奉在桌子上。猪尾巴含在猪唇里，代表全猪。父亲点上火灶香纸，请过灶君菩萨，又将猪头送上谷祠敬过神，母亲才动手砍猪头。
接着，一家大小围在一年难得丰盛的餐桌旁，津津有味地吃起年夜饭，边吃边聊。晚餐后，父亲在家的天井里，燃起一堆柴火，祈求人畜两旺、丰衣足食；母亲在灶头顶端贴上新对联，指望灶君菩萨把好运带到家，指望我们兄妹都有出息，全家平安。当时，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这样做有点迷信色彩，现在想想，这是大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
忙完这些，大人们又围坐在土灶四周，边取暖边饶有兴致地谈论着，海阔天空，神游世界，直至新年的钟声响起。
“阿哥，看着你边干活边紧盯着土灶，是不是又在想我们小时候在这里的那些趣事了？”妹妹的发问，把我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我应声道：“是呀，我们三兄妹已与土灶结下了不解之缘。”
“可惜，我们都用不着它了。这不，现在我们各自的小家庭都是煤气灶唱主角，各种电器当配角，这土灶连当‘群众演员’的机会都没有了。”弟弟不无诙谐地说。
“不过，土灶带给我们的种种回忆是不会忘记的。”这句话，几乎是我们三兄妹同时说出来的。
是呀，土灶是我们快活的源泉、成长的驿站，也是家的温暖、亲情所在。这一切，永远抹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