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立梅
手表，戴在手上的钟表，计时的工具而已。印象中，20世纪50年代，我老家没有一户人家有闹钟，更别说手表了。唯一一只闹钟是村校的。没有钟表，如果要出远门，往往摸黑出发，宁愿在横店车站等上几个小时——因为到义乌的班车就那一趟。
1966年，我到金华做木匠，雅畈农机厂一百二三十个职工，有手表的不过两人。一位是会计邓天霖，还有一位是篾匠施兴鹤。施兴鹤因瘸一腿，久未娶妻，工作多年，有点积蓄，才买了手表——当时拥有手表，不亚于现在有辆劳斯莱斯。于是在文艺演出场地，他那手表就特别显眼，当地的好事者便将他推来搡去取乐。
1968年，我曾动过买表的念头。那年到金华西市街，一百商店有苏联产的“卫星”牌手表出售，秒针区域为一小圆，一卫星绕其旋转，每只26元，约当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其时中苏交恶，“苏修”的东西被故意压价——这样说来物超所值。但营业员说，这种手表因为没配件，一旦零件损坏就没法修理。谁也不能保证这表能用多长时间，如果用了几个月就成了废物，那太不划算了，于是打消了购买的念头。
1973年从教，那时横店公社有教师一百三十余人，有手表的也不多，大约十人中只有一二人罢了。其时国产表以“上海”牌最出名，全钢防震19钻的120元一只，还需俗称工分券的“工业券”或“侨汇券”——均为类似购物券的票证；半钢防震17钻的也要110元一只，需花去民办教师四个月的工资。四个月不吃不喝才能买这劳什子，没几个人吃得消。后来，丹东手表厂生产了“红旗”牌手表，80元一只，不用“工分券”。教师中只有杨海田买了，但他不戴手上，老是用手帕包着藏在衣袋里。
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京手表厂生产的“钟山”牌行销全国，全钢防震9钻的每只30元，半钢防震7钻的每只28元。比起“上海”牌来，可谓价廉物美，但也需要一定的关系或票券才能买到。我到1980年才拥有一只“钟山”牌手表，戴了七八年。
20世纪80年代以前，手表属稀罕之物，戴上一只表，似乎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谁家定亲有只女子所戴的“坤表”，必会引来惊讶和艳羡。女的戴表，回头率也会增加几成。20世纪80年代开始，手表渐渐成为定亲必备的“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之一。手表的普及是80年代中期以后，巨量的走私表和电子表涌入，使大多数人拥有手表成为可能。
但某样东西普及了以后，便不再时髦，如同现在的口袋不插钢笔，普通人不系领带一样，大多数人都不戴表了。而手表的功能被手机取代后也渐渐异化了。按理说，手表的功能是计时，但现在有些人戴的或是劳力士等名表，或是带金镶钻的，似乎炫富的成分更大了。
半个多世纪，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手表已经历了如此大的变化，怎不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