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画溪，目前所知，最早的记载在《类要》里。《类要》是北宋名臣晏殊（991-1055）编撰的一部大型类书，保存了大量北宋真宗以前的珍贵文献。在《类要》卷一中就有“画溪，一名东阳江。在南三十里”的记载，而最为珍贵的是在“义乌县”条下有“画溪，废”的记载。
这表示唐朝时有画溪县，宋时已废止。
有关义乌唐时废止县的记载，还有“石楼县，在东二十八里”“绣川城在西南二十里”。
而《新唐书》《太平寰宇记》等提及“唐武德四年于此置绸州分乌伤立华川县，七年州县立废，仍改乌伤为义乌县”，对于华川县城遗址，《类要》却并没有提及。
绣川城在义乌城西南二十里。自元末宋濂开始，说绣川即华川，他为王袆写的《华川书舍记》云：“乌伤有大泽曰华川。唐武德间，尝置华川县，今之所谓绣湖，即其地也。”宋濂在《义乌重浚绣川湖碑》中也称“华川之墟，众水所趋”。无疑，宋濂认为华川县治就在绣湖边，而绣湖又名华川。宋濂说法或受王祎影响，王袆在《春日绣湖上与德元同行》中所写的“十里华川上”有同样的意思。不过，王袆在洪武二年的《义乌县兴造记》却说：“义乌自汉以来为乌伤，唐武德四年以县立绸州，又置华川县。七年州废，省华川入乌伤，而更今名。华川故址，在今县南三十里，则县治之在今所旧矣。”绣川并非华川，出现误会应是宋濂等人缺乏考证。对于华川县的位置，清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称：“今正史不载，恐未可据。”
不过，如今大多数义乌人将华川县城归之于赤岸村，依据是赤岸村北有一座城隍庙。城隍庙在城山上，兴造于何时不详。而且，义乌旧县志对此城隍庙只字不提。
还有一个不为历代志书提及的石楼县，石楼山在今廿三里附近，距义乌城约20里。顾祖禹称“废绸州在县治北。《新唐书》：州以绸岩名。今县北二十里黄蘖山下有绸岩。或云州盖置于岩下，误。”绸州城在绣湖边，如今并无异议，则当时的乌孝县城或许就在石楼山下。
回到赤岸村，赤岸旧名蒲墟，更名赤岸可见朱丹溪《上余佥事书》，“震亨托处之地其名赤岸，故老相传以为朱氏上世连姻大族，迎舆之来导从，有耀岸为之赤，故云。其地在两山之间，聚而居者多朱氏，朱氏居此土，按志千有余年矣。”则赤岸并未改名华川，即赤岸肯定不是华川。在赤岸的朱、冯、杨三氏宗谱中也不见华川的地名遗留。赤岸城隍庙所在的城山，在宋代朱氏文献中被称为里城山，为墓葬地。附近倒有个石城村，听其名字应该是一个防御型的村寨，旧时朱氏多达官贵人，筑城防护也很有可能，此城隍只是赤岸的城隍，而非华川的城隍。如今，赤岸不少街道、公司以华川为名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类要》提到的画溪废县遗址是否在东阳？
至少，东阳画溪作为地名，五代时就有了。而且，“画”“华”同音，“溪”“川”同义。
我们如果从绸州分治的目的和规划来看，就豁然开朗了。
唐武德二年（619）李子通占据江都称帝，国号吴，浙江等地属之。武德四年（621），杜伏威伐李子通，李子通被俘后执送长安。婺州重属唐朝，唐朝为加强统治，增加州县，乌伤立为绸州，分立乌孝、华川两县。（《旧唐书》误记作“婺州，隋东阳郡。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婺州，领华川、长山二县”）不久，杜伏威的部将辅公袥又叛唐，至武德七年（624），叛乱被平定，但因战乱，经济荒废，故原婺州属下的衢州、绸州废止，华川县仅仅三年就回归乌伤县，重归婺州管辖。由于无明确文献记载，又缺乏必要的考古资料佐证，华川县城究竟在何处还有待考证。
既然设县的目的在于加强统治，则乌伤东部的“东冲要地”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也就有了立县的必要。原吴宁古县有白峰关、乌竹岭、夹溪寨、南午岭、石鼓岭等地，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至吴国时，在长山县、吴宁县成立后，永康尚未从乌伤分离时，乌伤和永康的联系通道“东冲要地”正是今画水和南马一带。华川县城放在今画溪一带也就自然而然。而且，古时交通以水路为主，故县城都在大江河边，赤岸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在画溪边陆宅村北也有一所城隍庙。旧时这一带也称高砂，说明地势较高，适宜建城。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华川故城遗址。
乌孝县大致范围为今义乌、浦江一带，而华川县的范围为今东阳以及义乌东南角（赤岸）部分地区。
甚至华川落地时县名已经改为画溪县，这也就是晏殊在《类要》里写县名为画溪的原因。而依据过境河流以县命名的原则，原吴宁南北两溪由吴宁溪改乌伤溪，再改画溪；东阳县设立后，又改东阳溪，而画溪的名字仍旧保留下来，于是南北两江都曾称画溪。如今，称东阳南江、北江也是一个道理。
不过，东阳江又被搞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