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著书200余卷的学者说：“我的文集只能由这个诸暨人为我作序。”被要求的人真写了，还把著书者这句话写进序里。
作序者中过元朝进士，虽满腹诗书、满怀壮志，却因为耿介端方，职场只能屈于卑秩，混迹于县尹、盐场司令行列。后来，他干脆投印弃官，游走钱塘、松江，天天与东南才俊诗酒风流。他在门上贴过一则告示：“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诙谐却更见操守。朱元璋定鼎次年，召集各地名儒编纂礼、乐集成，此人也在名单中，却说：“岂有老妇就木而再嫁者耶？”潇洒地给了个背影。
而著书者呢？干脆不事举业，“学成而隐，邈然不与世接”，这话是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对其处世态度的评价，至于学术，则曰：“以超绝之资，旷视千古若一旦暮”。他的才智，足可以将数千年文化，看得像一朝一暮之间发生的一样明白透彻。
以作序者的超然绝世，是不可能被宋濂一两句话带走节奏的。何况，宋氏写的是墓志铭，是著书人身后的事。他又是如何评价的呢？不难想象，文人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传之后世。怎样才能传世？他没说，但把哪些不能传世说得清清楚楚：文辞高远而不切合事理，义理幽深而不晓贯通，文辞庞杂而不合法度，义理肆意而空洞无物。他仿佛早就预料到，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样的话肯定不好理解，马上换个说法：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孔孟之下，要算屈原、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再往下，就是王通、韩愈、欧阳修、周敦颐以及苏洵父子三人；而元代，排得上号的，也就姚燧、虞集、吴澄、李孝光；还要继续数，那就是本文所谓著书者了。
如果简单排列，那就是有史以来前二十位！且慢，他又说道，其诗类于李贺，其赋似刘禹锡，而所著书“继李（孝光）虞（集），以达乎欧、韩、王、董，以羽仪乎孔孟也”。简单点说，就是近续当朝文脉，远承宋、唐、汉，可为孔孟之羽翼，弘扬圣人之学说。
作序也好，撰墓志铭也罢，不免为亲友说些增光添彩的话，甚至于“文则班（固）扬（雄），诗则李杜”。但有一点可以证实，此二人非亲非故，甚至连面都没见过，他们只是在对方的作品里读懂了心声，互相视为同道中人。他们可能连书信都没有，我能查到的，唯作序者写过《买妾歌》，著书者和之。
好，不绕圈子了。著书人所说的原话是，“序吾文者，必会稽（即今绍兴）杨维桢也”。杨氏所撰乃《〈鹿皮子文集〉序》，文末曰：“鹿皮子，陈氏，名樵，字君采，金华人。居訚谷涧（在今东阳市），常衣鹿皮。”他的自号就是这么来的。
收笔之时，想到孔夫子一句话：“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好似他们两个的写照，一放荡不羁，一沉静自好，却又惺惺相惜，殊为不易。 （陈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