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汪蕾文 张辉摄
在中共东阳历史馆展厅入口，4座东阳籍著名烈士铜像并肩而立。从左至右是：赵济猛一身长衫，秀气儒雅；邵飘萍长袍马褂，目光如炬；金佛庄戎装笔挺，英气逼人；胡阿林粗布短褂，裤管上还沾着乡间的泥。
4位烈士，4身装束，却在100年前的1926年有了交集。那一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旧的秩序已经崩塌，新的世界尚未降临。那是中国最暗的夜，也是最需要光的时刻。
那一年，邵飘萍在北京天桥中弹倒下，金佛庄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而在家乡东阳，工农出身的胡阿林接过了赵济猛递来的那簇火种，经其介绍成为东阳本地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次年6月，在胡阿林家中，东阳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东阳独立支部诞生了。
胡阿林由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从东阳田埂到上海工厂，从杭州到苏联，再穿越封锁抵达江西瑞金，最后牺牲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大雄关战斗中。胡阿林的一生，何尝不是一条艰苦卓绝、向往光明的长征路。《红星报》评价他，“不仅是苏维埃红军的最英勇的战士，也是共产党最好的干部”。
成长在一个革命的家庭
从东阳市区往东北驱车40公里，我们抵达了巍山镇胡村。
胡阿林的侄子胡英其年过八旬，对家族往事如数家珍。在胡家老宅原址的空地里，胡英其一家用木板护着一块上有“因公蒙难”四字的青石碑。
这块石碑是当年东阳县衙为纪念因禁烟蒙难的胡家先辈而立。彼时，胡村一带罂粟漫山，鸦片利厚，不少乡民以此为生计。民国政府颁禁烟令，东阳县衙委任胡阿林当私塾教师和土郎中的祖父胡光训为禁烟调查员，后由其父胡文松接任。他秉公行事，鸣锣晓谕，劝导禁种，却触动了烟农的切身利益。
1913年农历五月廿五日，上千名被煽动的烟民，手持鸟枪、大刀、棍棒，将胡家围得水泄不通。“两代六人被活活打死，十七间房子被一把火烧了。”胡英其说，“那天，我爷爷（胡阿林的父亲）刚好进城办公事，才躲过一劫。”
胡阿林跟随父母来到东阳县城，进入教会学校半工半读。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消息传来，14岁的胡阿林愤慨地在日记本上写下：“蛟龙本非池中物，何日升腾入九天？”
在胡英其记忆里，“胡家同辈中不止他一个参加革命，胡阿林的堂兄弟胡木水、胡割水同样奔赴井冈山，投身革命洪流，有的甚至不知牺牲在何时何地。”
诞生了东阳第一个党组织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浙江全省笼罩在搜捕与屠杀的阴影中。1927年6月，一个闷热的夜晚，在东阳城区东街河弄6号一独门独院的屋子里，昏暗的灯光下，赵济猛、胡阿林、吴兆莘、韦之骐、陈廷仪、夏立表等青年围坐在一起。没有旗帜，没有标语，甚至不敢大声说话，中共东阳独立支部如一团火照亮夜空，宣告成立。
“中共东阳独立支部是第一个中共东阳地方组织，其建立让东阳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领导核心，使东阳人民在漫漫长夜中有了指路明灯。”东阳老党史工作者金承善说，这里是东阳中共地方组织的“摇篮”。
时任中共宁波地委书记的赵济猛是这场会议的组织者，也是胡阿林的革命引路人。两人是小学同学，胡阿林正是从他口中第一次系统地听到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名字。一年前，胡阿林经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阳本地发展的第一名党员。
入党前，胡阿林已是一名淬过火的工农战士，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8岁的他在上海美亚绸厂做工，投身工人运动，从散发传单到组织罢工，“领导工人斗争，历经数年”；入党后，他把家变成了东阳革命的“指挥部”，更把自己交给了党。
他以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一头扎进偏远山乡。他不分昼夜地奔走在集市、戏场、庙会之间，饿了啃干粮，困了和衣躺下，鞋子都不脱，同志称他为“神行太保”，贫苦农民视他为“自己人”。1927年9月，他组织400多名农民进城请愿，迫使县长贴出二五减租布告，东阳农民运动自此燎原。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1929年秋，县委机关遭破坏，胡阿林被通缉，被迫撤离东阳，他隐姓埋名在上海纱厂做小工，寻找组织。到上海后，胡阿林曾暂住在弟弟胡立民家。1991年，时年81岁的胡立民回忆：“他不到三个月就找到了上海地下党……是一名意志非常坚定的共产党员，虽曾为党经过逃亡流离之苦，仍然随时随地追随党。”
牺牲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1931年春，胡阿林调回浙江，在中共杭州县委工作，不久在革命活动中被捕，“尝过半年铁窗生活”。出狱后，党中央派他赴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深造。50名学员中，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最激烈时，他回国了。妻子从东阳赶到上海，流泪劝他回家过安稳日子。胡阿林却坚定地说：“苦日子会出头的。你们要带好孩子，再苦也要咬着牙挺下去。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国家、家乡会像苏联那样‘满地红’，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的。”
同年秋，他乘船南下香港，再北上厦门，穿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奔赴向往已久的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红一方面军，他先后在红一军团任团政委、红十师政委，率部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1933年6月“藤田整编”后，他出任红二师政委；8月，率部参加了乌圩战斗，取得歼敌一个师的胜利；9月，投入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先后参加云盖山、大雄关等战斗。时隔近60年，聂荣臻回忆胡阿林时还清楚地记得：“他原是上海的一名工人，南方口音重，为加强红军中的骨干，由党培养起来做政委，在部队中威信很高。”
胡阿林牺牲在江西抚州宜黄县的大雄关，那场战斗异常惨烈。11月17日，战斗打响。三昼夜，双方三个师反复拉锯。敌人有飞机大炮，红军只有步枪和血肉之躯。作为师政委，胡阿林身先士卒，率领部队一次次打退敌人的冲锋。然而，子弹击中了他，他倒在了阵地上。12月7日晚，身负重伤的他在医院去世，年仅32岁。
胡阿林牺牲两天后，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报》报道了大雄关血战的情况。1934年1月28日的第二十六期《红星报》，头版以《二苏大会悼我们的死者》为题刊登了胡阿林等15位牺牲干部的名单，内版还有一篇《悼胡阿林同志》，文中出现了开头那句极高的评价。二苏大会，即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当年1月22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开幕时，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及全体代表为胡阿林、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等15位牺牲者静默3分钟，以示哀悼。
然而，这一切在胡阿林牺牲后的60年时间里，他的家人都不知道。胡阿林的名字早在中共七大前就被载入《红军人物志》，但因“胡阿林”是化名，他的父兄妻儿一直在以“胡侠民”这个名字苦寻无果。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金承善从《中国近现代名人大辞典》中看到了“胡阿林，浙江东阳人”几个字，他史海逐浪，一封封信件来往，终于让“胡阿林就是胡侠民”得到认定。
胡英其与家人此后两度赴赣，他们先去了宜黄县神岗乡大雄关——胡阿林倒下的地方。在抚州市烈士陵园的英名墙上，他们找到了胡阿林的名字——那面镌刻着1000多位烈士名字的墙上，胡阿林的名字写在第三个。
隔着时空，胡英其似乎读懂了，他们为什么要抛家别子远离家乡，又为什么在大雄关的炮火中不肯后退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