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如芳/文 图片为资料图
“北方是悲哀的。”
1938年初，诗人端木蕻良说了这句话，诗人艾青记录下这句话。那时，他们一起到山西临汾教书。艾青这次在北方待了两个多月，赶路时都在写诗。他用深情的笔墨记录受苦受难的北方人民，描写人民被泪水擦亮的眼睛，也在被压迫的地方看到民众的力量，以及一个民族的希望，由此写下穿越时空的篇章。
艾青从北方走过，对光明的前景寄予无限祝福。
在悲哀的北方，为被压迫的人民发言
1937年冬天，艾青到武汉后，一直没有工作，女儿七月嗷嗷待哺。
这时，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在临汾成立，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招收全国18个省市及归国华侨学生5000余人，需要教员。
在胡风的推荐下，1938年1月27日，艾青与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聂绀弩、田间等人从武汉出发，去临汾教书。“我们是为了开展工作，为了抗日战争而去的。”艾青在散文《思念胡风和田间》里回忆道。
这是一趟艰辛的旅程。用艾青自己的话说，完全是逃难性质的。他们待在简陋的五等车厢里，席地而卧，气味难闻。一路北上，艾青目睹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他用写诗的方式来记录底层人民的艰辛，表达他的同情和忧虑。
火车经过平汉路的一个小站时，艾青看到一名缝补衣服的妇女，头上衣服上都是沙土，带着一名孩子。艾青写下《补衣妇》：“她的孩子哭了/眼泪又被太阳晒干了/她不知道/只是无声地想着她的家/她的被炮火毁掉的家/无声地给人缝补/让孩子的眼/可怜的眼/瞪着空了的篮子……”
艾青长时间观察乞丐乞讨的样子，写下《乞丐》：“在北方/乞丐伸着永不缩回的手/乌黑的手/要求施舍一个铜子/向任何人/甚至那掏不出一个铜子的兵士。”
在黄河流域，看到手推车从这个山脚到那个山脚，艾青写下《手推车》；在风陵渡，看到黄河的水激起险恶的浪，艾青写下《风陵渡》……
多年后，艾青结发妻子张竹如回忆临汾之旅时说：“他（艾青）每当灵感来了，就赶快写，在火车上，在旅途中，所见所闻，都触动他。这些诗，都是他亲眼所看到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表现。”艾青也曾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受压迫，北方受苦难，我当然要为被压迫、受苦难的人民发言。”
看着车窗外满目疮痍的北方景象，来自科尔沁草原的端木蕻良感叹道：“北方是悲哀的。”此话启发了艾青。1938年2月4日，经过陕西潼关时，艾青写下长诗《北方》：“一天/那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对我说/‘北方是悲哀的。’/不错/北方是悲哀的/从塞外吹来的/沙漠风/已卷去北方的生命的绿色……”
艾青没有停留在悲哀的层面，在《北方》后半部分，他笔锋一转，表达了对北方的热爱和崇敬，甚至想到黄土下沉睡几千年的祖先：“他们为保卫土地/从不曾屈辱过一次/他们死了/把土地遗留给我们——/我爱这悲哀的国土……”悲哀升华成力量，艾青鼓励人们捍卫家园、寸土不让，继续书写世界上最艰苦、最古老的种族的坚韧。
“诗人所要求反映的真实，是更深刻的真实。或者说，是属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更持久的真实。诗人应该考虑得更多些、更远些、更成熟些。”艾青多年后分享的写诗心得，适用于《北方》的创作理念。
2月6日，经过多日奔波，一行人抵达临汾，艾青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艺术系任教。他和大家一起吃黑馒头、胡萝卜条，喝带泥的白开水，住在学校周边的老乡家中。
这段艰苦平静的日子还没过足20天，日军进犯临汾，学校师生开始西撤。作家田间加入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作家萧军要投笔从戎，艾青选择去西安。
“在战争年代，人们流离失所，到处漂泊，谁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到哪儿去。”艾青在《思念胡风和田间》里的一席话，道出知识分子的无奈。北方是悲哀的，经历战乱的人都是悲哀的。
诗集《北方》出版，引起轰动
到了西安，艾青依然做着抗日救亡的工作，他和画家张仃、陶今也、陈执中、段干青等人发起并组织了“抗日艺术队”。艾青担任队长，写了队歌，陶今也谱曲：
我们是青年艺术家，
战斗是我们的生涯。
我们爱祖国，爱土地，爱人民，
不怕路途的遥远与艰苦，
永远擎着民族解放的火把！
自1937年下半年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艾青从杭州到武汉、临汾、西安，离家乡越来越远，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志丝毫未减，对土地依然爱得深沉。他写的是队歌，歌颂的更是那个在颠沛流离中坚如磐石的信仰。
根据周红兴《艾青的跋涉》一书，抗日艺术队和流亡学生曾到华县、华阴和临潼等地从事宣传工作，受到当地农民、士兵的热烈欢迎。
不久，抗日艺术队里一名叫杜秉成的队员被杀害，艾青怀疑内部有特务，便离开了这支队伍。艾青还在西安民众教育馆教过一段时间美术，时年15岁的牛汉（诗人、作家）跟他学画画。
在西安待了一个月左右，1938年4月初，艾青决定离开，回到武汉，这趟北方之旅画上了句号，前后历经两个多月。北上期间，艾青还写了《驴子》《骆驼》《车过武胜关》等诗。
1939年1月，已到桂林的艾青，自费出版了继《大堰河》后的第二本诗集——《北方》，是六十四开的横排本，收录8首诗，很薄，大部分是在北方写下的诗歌，有《北方》《补衣妇》《风陵渡》《驴子》《乞丐》等。后来再版时，增加了《骆驼》《黄昏》等诗。
像诗集《大堰河》一样，诗集《北方》一出版，也引起轰动。文学评论家邵荃麟等人点赞：“在量上可以说是非常少，可是在质上却是令人惊叹的丰富。”作家楼适夷认为，这本诗集虽然写了北方的广漠的土地的忧郁，但这是整个的大地的忧郁，也是我们诗人的铭刻在心版上的忧郁，诗人永远把自己的命运和苦难的祖国的命运系在一起。跟艾青学过绘画的牛汉，日夜把这本小小的诗集揣在衣兜里，“就是这本巴掌大小的诗集，在那个长长的艰难的战争年代里，曾经强烈地感动过一代文学青年的心灵。我也是受了它的影响和启迪开始认真学习写诗，并且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诗”。
除了刻画北方、表达忧郁，诗集《北方》呈现出的新诗面貌，让人耳目一新。在《北方》再版的序言里，艾青自信地说：“中国新诗，已走上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的道路：现实的内容和艺术的技巧已慢慢地结合在一起。新诗已在进行着向幼稚的叫喊与庸俗的艺术至上主义可以雄辩地取得胜利的斗争。而取得胜利的最大的条件，却是由于它能保持中国新文学之忠实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的缘故。”
序言结尾，艾青流露真情：“这集子是我在抗战后所写的诗作的一小部分，在今日，如果能由它而激起一点种族的哀感，不平，愤懑，和对于土地的眷恋之情，该是我的快乐吧。”
写长诗《向太阳》，歌唱全民族伟大的斗争
回到武汉，保卫武汉的呼声四起，全城人民团结一心。
武汉文化艺术界已携起手来，在1938年3月27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胡风在协会《发起旨趣》上替艾青签名。这份心灵上的默契与共振，给了艾青鼓舞。
去北方的见闻感受，也在艾青的心里发酵：“在风沙吹刮着的地域我看见了中国的深厚的力量。每天列车运着无数的士兵与辎重与马匹驰向前线。”“但我更看见了民众的力量在无限止地生长，扩大到任何一个角落——当我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都会遇见一些纯朴的青年，因爱好真理而爱好了文学和因爱好了文学而爱好了真理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最勇敢而坚决的战斗员。我也接触了一些民众，他们已学会了理解战争，他们的语言常常流露了自己单纯而最本质的愿望。他们是新的中国的基本的构成。”
种种力量汇聚，让艾青对未来充满信心。回到武汉十几天，他写下抒情长诗《向太阳》，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分为“我起来、街上、昨天、日出、太阳之歌、太阳照在、在太阳下、今天、我向太阳”9个章节，呈现了广大民众觉醒后抵御外侮的动人场景，传递了光明终将突破黑暗降临人间的信念，这是艾青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最长的诗。
诗里，艾青不避讳黑暗：“昨天/我把自己的国土/当做病院/——而我是患了难于医治的病的/没有哪一天/我不是用迟滞的眼睛/看着这国土的/没有边际的凄惨的生命……”太阳出来后，光芒四射，驱散黑暗，普照人间。“它使我想起 法兰西 美利坚的革命/想起 博爱 平等 自由/想起 德谟克拉西/想起 《马赛曲》 《国际歌》/想起 华盛顿 列宁 孙逸仙/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人物的名字……”艾青激情澎湃，讴歌光明民主。
这首诗诞生后，引起强烈反响，频频在诗歌朗诵会上被诵响，有女青年送给恋人的礼物就是《向太阳》一诗，更有青年在此诗的感召下走上革命道路。大家公认，《向太阳》是一首将个体命运与民族觉醒熔铸在一起的穿越时空的精神史诗，是穿越战火的精神图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优秀诗篇，标志着艾青的创作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有一本书是《向太阳》，你的书是《在太阳背后》，我们的诗中都有一个太阳。”1981年10月10日，艾青对来访的国际友人说，“我是因为中国受压迫受侵略很多年，突然（全面）抗日的伟大战争爆发了，才写了《向太阳》一诗，来歌唱这全民族伟大的斗争。”
抗战时期是艾青创作的一个高峰，无论流落到哪座城市，他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没有停止为人民发声。“歌颂也罢，暴露也罢，都应该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一致。人民的眼睛注视着你在每个重大历史时期都写些什么。”“真正的诗人们，让我们摸一摸人民的脉搏吧！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人民在渴望些什么？人民在要求些什么？让我们从人民的身上感受一点体温吧！只要我们和人民在一起就应该乐观。让我们和人民一起歌唱吧！”1979年9月18日，艾青在《新诗应该受到检验》一文里写下以上话语，此时他年近七旬，激情不减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