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梦岐先生是乡村生长、带泥土气息的陶行知，陶行知先生呢，是漂洋过海、吃过洋面包的曹梦岐，着眼乡村文化，注重生活教育，行而后知，实践躬行，都是相同的。
——王琳
陶行知所办育才学校，闻名遐迩；但很少有人知道，在陶行知办学的37年前，金华的乡间已经出现了一所育才学校，而且与后来陶行知所创办的育才学校颇有渊源。
此校的创办者曹梦岐，被他与陶行知共同的弟子王琳称为“乡村生长、带泥土气息的陶行知”，而陶行知则被他称为“漂洋过海、吃过洋面包的曹梦岐”。这两位在不同地点专注乡村教育的办学者，教育理念颇有相似之处，并遥相呼应、惺惺相惜。
本报记者 金璐
（图片由陈兴兵、丁亦舟提供）
壹
秀才曹梦岐：乡村教育拓荒者
1902年，在兰溪、浦江与金华三县交界的蒋畈村（当时属浦江县，今属兰溪市梅江镇），村里的曹秀才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放弃科举功名，在家乡创办新式学堂。
曹秀才名叫曹梦岐（1875—1929），谱名学应，字文昭，号良叙，他的儿子、著名作家曹聚仁在回忆录《蒋畈六十年》中称他为“金华学派的最后一个学者”。
金华学派的先贤吕祖谦、陈亮、唐仲友都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这种传统同样体现在了曹梦岐的为人处世上。中国传统读书人视科举为安身立命、光耀门楣的不二法门，曹梦岐却在清廷废除科举的3年之前就决定放弃这条路，转而开始在贫瘠的乡村办起学校。
曹梦岐的早年经历充满了底层士子的挣扎与觉醒。据学者丁亦舟在《蒋畈集》中考证，曹家世代农耕，曾祖母曹钟氏在丈夫早逝后独力支撑家庭，白天耕作、夜晚纺织，才使家族从兵燹后的废墟中站稳脚跟；父亲曹永道在祖母教诲下洁身自好，积累出拥有10多亩水田的小康之家，并供曹梦岐入私塾读书。1900年，曹梦岐考取秀才，让曹家成为士绅之家，他致力农耕，同时还尝试发展乡村各种实业，比如动员亲朋好友集资成立“养鸡会”“养羊会”“森林会”“竞存工艺社”，创办“绞糖厂”，创立“梅青红糖”品牌等，探索着可以改变家乡经济的各种道路。他创办“育才学堂”，同样是为了培养人才，振兴乡里。
曹梦岐是金华地区最早创建新式学堂的“拓荒者”之一，他的教育实践极具前瞻性。1905年，学校定名为“浦江通化私立育才两等小学堂”，率先打破世俗偏见，推行男女同校；1909年增设女子部，正式定名“育才学园”。他倡导“知行合一”，以“立志、求实，即知即行，学做真人”为校训，这与当时“死读书”的私塾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据丁亦舟考证，曹梦岐不仅是校长，更是躬身实践的农夫和实业家。他带领学生砌堰垒堤、植树造林，推广熬糖、缫丝、纺织等技术，将文化教育普及与生产技术革新相结合，使育才学园成为当地乡风改良的核心——妇女放足成风，百姓普遍能说官话，烟赌陋习逐渐绝迹。1929年曹梦岐病逝前，育才学园已育人三千，走出了曹聚仁、王琳、曹艺、叶庆文、项鲁天等一批影响后世的人才。
曹梦岐逝世后，其妻刘香梅与其子曹聚仁、曹艺及儿媳王春翠接力守护，使得育才学园在战乱中几经毁损又几度复兴。
贰
王琳：从蒋畈学子到陶门高足
1904年出生于兰溪塔山脚村的王琳，是曹梦岐教育理念最直接的受益者与传承者。据兰溪本地文史专家陈兴兵在《“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的兰溪人》一文中考证，王琳祖上都是农民，没有受过教育，他少年时在育才学园接受新式教育，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杭州第一中学，1922年又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另据丁亦舟考证，王琳是曹梦岐儿媳、曹聚仁原配王春翠的堂弟。
1926年，陶行知在《乡教丛讯》发表《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征集有志于乡村教育的人，担任乡村教师，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这些读师范的学生在校期间不用交学费，但要自己盖校舍和宿舍，还要烧饭、种菜乃至造林，承担学校生活的一切相关劳作，因此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他最想要的是有志于在乡村办学者，到他那里学成后回乡。
据王一心《民国大先生——陶行知传》中记载，曹聚仁读到这篇文章时“犹如隧道之中忽见光亮”，立即将陶行知引为乡村教育的同志，转告父亲曹梦岐后，“乃父也大欢喜”。曹聚仁也随即致信陶行知说：“家父从清末办理教育，已以乡村生活为训练的方针……适巧从前舍下读过书的王琳君，他立志从事这个教育，便决定以舍下的育才小学做个试验，请他在贵校研究以后，为敝乡改造一下。”
此时正在暨南大学就读的王琳同样被文章击中，他在1927年1月28日致陶行知的信中写道：“读到那篇《答客问》，真是喜而不寐……洋八股依旧是一个‘国粹’老八股，离开整个生活，以‘干禄’为目的，什么教育都不曾有效果。”他推荐自己说“曾任过教务，也进过工厂，对于农事虽未有相当经验，却自信有农夫的身手，愿舍身从事！”王琳这种曾经在乡村从事教育的经验以及对于乡村教育的热情，正符合当时陶行知的需求，是他最想要的那种同行者。
陶行知接到这两封信后，称王琳的信是“这次过年最好的礼物，我读这封信比小孩子吃年糕还快乐”，并在1927年2月21日给王琳的回信中表示：“你愿意舍身从事适合于农村生活的教育，我们是十二分的欢迎，我们可共同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据徐正林、姚梦婷《在传记与年谱之间：〈陶行知生平实录〉未刊稿研究》记载，陶行知甚至在王琳经济困难时承诺：“您万一没有别的法子，我每月多写两千字也够助您成功了。您放心，我们二十几个人每人少吃一口不就够了吗？”
1927年3月，王琳由暨南大学转入南京晓庄师范，后来成为陶行知“十三门徒”之一，长期追随陶行知奔波于全国各地的乡村教育新事业。陶行知逝世后，王琳参与南京晓庄学校的复校工作，担任教导主任、副校长达23年，“文革”期间挺身保护陶行知纪念馆的全部资料；80岁高龄时仍与同仁筹办南京育才大学，继续培养人才。王琳晚年致力于陶行知研究，筹建陶行知纪念馆，并著有《陶行知生平实录》《晓庄学校校史》，终其一生践行了“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的誓言。
王琳原本计划学成回乡，但由于1929年曹梦岐病逝，育才中学创办的事便耽搁了下来，他因此没能回去，而是继续伴在陶行知身边。1947年，育才初中在育才小学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当时王琳正在筹建处州师范，任普师部主任兼训导主任，无法回到蒋畈，只能兼任校董，成为育才初中的9名校董之一。
而曹聚仁与陶行知的友谊也在此后延续下来。据王一心《民国大先生：陶行知传》中记载，1932年12月24日曹聚仁在其主编的上海《涛声》周刊第三十六期上，全文刊发陶行知《陶知行卖艺启事》，详列“卖文、卖字、卖讲”润例，曹聚仁本人以“聋道人”笔名撰《陶知行卖艺馆开幕颂词》，并配讽刺对联烘托气氛，以实际行动声援陶行知为乡村教育筹款的义举。
叁
南北育才相互辉映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专以收容抗战流亡难童，践行“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核心思想。这所学校的名字，恰与曹梦岐的育才学园一样。多名学者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强烈的关联性。
李波在《跨越37年的教育初心》中考证，陶行知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时，王琳已是核心弟子；而王琳对“育才”二字的理解，深深植根于曹梦岐1902年创办的育才学园。两所相隔37年的“育才”，虽无直接隶属关系，却因王琳的存在形成了隐秘而深刻的传承。而王一心《民国大先生——陶行知传》同样认为“这恐怕不是巧合”，而且记载：在办学过程中陶行知将自己用了20多年的名字——“知行”改为“行知”，以体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思考。“陶行知”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逝世，成为他本人最正式的名字。
尽管兰溪育才与重庆育才在时空上相隔37年，且无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但在教育哲学与办学实践上，二者呈现出惊人的同源性。据李波在《跨越37年的教育初心》一文中总结，两校均坚守平民教育立场，打破阶级与性别壁垒；均摒弃传统私塾空谈理论之弊，推崇实践育人、知行合一；均以“育才兴邦、教育救国”为宗旨。
这种精神上的同频，被王琳一语道破。据《陶行知全集》第11卷记载，王琳曾评价道：“曹梦岐先生是乡村生长、带泥土气息的陶行知，陶行知先生呢，是漂洋过海、吃过洋面包的曹梦岐，着眼乡村文化，注重生活教育，行而后知，实践躬行，都是相同的。” 这一观点精准地概括了两者的辩证关系：曹梦岐是扎根泥土的本土实践者，早于陶行知25年就开始了乡村教育的“微实验”；而陶行知则是具有宏观视野的理论集大成者，将这种经验上升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理论高度。
此外，在具体的办学手段上，曹梦岐的“实业兴教”（如办糖厂、纺织社）与陶行知提倡的“生利主义”职业教育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据丁亦舟《蒋畈集》研究，曹梦岐在1918年创立“竞存工艺社”，1921年创办“绞糖厂”，这些举措与陶行知后来在晓庄师范强调的“不会种菜，不算学生”“不会烧饭，不得毕业”的生存教育理念如出一辙。可以说，兰溪育才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提供了生动的本土案例，而陶行知的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和提升了王琳等人在兰溪育才后期的办学实践，形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良性互动。
如今，作为育才学堂延续的兰溪育才中学与聚仁小学，仍以“践知行思想，育时代新人”为办学理念，开发“知行”课程体系，传承“教育救国”的初心。2024年，在浙师大举行的“蒋畈精神研讨会”上，学者们一致认为：曹梦岐是“泥土里生长的陶行知”，他用27年时间在浙江山区证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可行性；陶行知是“吃过洋面包的曹梦岐”，他将这种本土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生活教育理论；而王琳则是两者的“活的桥梁”——他从蒋畈出发，将泥土里的教育智慧带向全国，又将陶行知的“曙光”带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