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桑洛
这些年人生路走得七高八低，连那份坦荡还乡的底气也一并折了进去。家越来越远，远到“近乡情怯”不再是诗意的喟叹，而成了哽在喉头的鱼骨头。
渐渐地，回老家越来越少，“我是永康人”这句话也说得稀罕了。只有每周那么一两次，脚步会不听使唤地踱到江南朱村那家“永康肉饼店”去。店面不大，店主四十出头。我走进去，照例用普通话点单：一碗馄饨，一个饼。
我从不对她们说永康话。她们之间却用乡音快活地交谈，那音节脆生生的，像溪涧里被流水冲刷的鹅卵石，叮叮咚咚地响。我坐在一旁默默地听，像个瑟缩在别人家窗根下的影子。
漂泊久了，口音早已南腔北调。她们见我来了，常用那熟稔到骨子里的乡音低声笑道：喏，那个喜欢吃永康饼的广东人又来了。
她们看我个子小小的，普通话里带着广东腔，以为我是广东人。她们哪里晓得，我贪恋的，哪里只是一个饼。
一个饼冠以一个城市的名称，便具有了不同的意义。永康饼——这3个字，于我而言，便是整个故乡的缩微。她们更不会知道，这个被唤作广东人的食客，30年前也曾坐在永康乡下的灶台后面，伸长脖子，咽着口水，等着母亲从铁锅里铲出第一个滚烫的三角饼。
那时的灶台，是柴火灶。几口铁锅排成一排，最右边的小锅炒菜，中间那口烙饼最趁手，最左边的大锅只在烧黄酒、煮梅干菜时才用得着。大锅周边围了一圈铜水罐，烧饭时灌了水，充分利用余热。常常是这边饼刚下锅，那边铜罐的水便欢腾起来。
小时候的永康饼，是乡村里的一场盛宴。在很久以前的江南，米饭是餐桌上的主旋律，面食吃得少，若能吃上一顿手擀面或烙一回永康饼，便像个寻常农家的节日了。
而今，我便坐在江南朱村这家小店里，看店主把面团揉过、擀开，摊成一张圆而薄的“信纸”。一勺馅料稳稳地落在面皮中央，她的手指灵巧地捻着面皮飞快地收口，揪掉多余的小小面剂子，再轻轻擀成圆满的饼坯。饼坯被贴在炽热的饼桶内壁上，不过几分钟，面皮便在炉火催促下渐渐鼓起焦黄的泡，滋滋地冒着油星——
麦子的焦香、猪肉的丰腴、干菜沉郁醇厚的陈香，猛地冲破脆壳，热腾腾地、不容分说地扑出来。那是故乡的土地与炉火最直接、最坦率的交融。
捧在手里，烫得很，却舍不得放下。小心地咬开那层脆壳，滚热的汤汁混着清亮的油脂便迫不及待地溢出来，得慌忙凑上去吸一口。肉粒是弹牙的，干菜嚼着有韧劲，那股咸香里，仿佛还锁着故乡秋天丰沛的阳光。恍惚间，身下坐的不是异乡小店油腻的条凳，而是老家灶间里那把吱呀作响的竹椅；眼前忙碌的也不是陌生的老板娘，而是母亲在昏黄灯下，将同样的艰辛、同样的盼头，一一仔细地封进饼中。
我慢慢地吃着，一口，接着一口。
她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被称作广东人的食客，每咽下一口饼，喉头都堵着一句早已走调、再也说不出口，也回不去的——
永康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