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季俊磊 文/摄
昨天，在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校史馆里，一群师范生正围在展柜前，目光落在一张泛黄却做工精美的毕业文凭上。校史馆工作人员陈佳怡站在一旁，轻声为大家讲解：“这是至今为止我市发现最早的毕业文凭，原件收藏在义乌市档案馆，它是金华乃至中国教育从古代走向近代的一个小小见证。”
这张文凭的颁发时间是宣统元年十二月。要知道，中国从1906年起才正式“废科举、兴学堂”。过去读书人十年寒窗只为科举及第，而这张文凭，标志着新式教育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循着这条线索，我们看见金华百年教育灿若星河。
壹
废科举兴学堂 泛黄纸页上的时代辙印
记者看到，这张文凭是金华府官立初级师范学堂颁发给一名叫楼鲁观的学生的毕业证书，序号为第16号。文凭长52.7厘米，宽41.3厘米，四边装饰着8条龙和4个乾坤球，庄重大气。“楼鲁观是义乌人，他当时25岁，可能是金华府官立初级师范学堂的首届毕业生。”陈佳怡一边引导记者观察细节，一边讲起这张文凭背后的故事。
故事要从“废科举、兴学堂”说起。1905年，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联名上奏，请求停止科举，全力兴办新式学堂。迫于形势，清政府下令从1906年起，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至此，从隋朝开始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画上了句号。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金华知府宗舜年积极响应号召，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将当时的试院，过去各县县学生员参加科举考试的场所，改办为金华府官立初级师范学堂。这是金华历史上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学校。可惜学校尚未开学，宗舜年便任满离去。继任知府嵩连接手后，聘请应贻哲担任监督（相当于校长），分设简易科和完全科，春季招生，秋季正式开学。
那么，楼鲁观在这所学堂里学得怎么样？文凭上清清楚楚地列出了他的十门功课毕业考试成绩：教育、历史、博物、舆地（地理）、图画、国文、算学、理化、修身、体操。10门课平均成绩73.73分，各学期平均77.60分，毕业总平均75.67分，被列为“优等”。文凭上不仅有成绩，还注明了会考官、金华知府、学堂监督、监学的姓名，甚至连各科教员也都一一加盖私章，足见当时教育之严肃、认真。
楼鲁观后来去了哪里？义乌文史研究者金佩庆查阅史料后发现，关于楼鲁观的记载并不多。但据民国十六年编印的《义乌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一览》记载，从1914年到1921年，他曾在义乌廿三里小学任教整整8年。因教育工作出色，1920年8月，义乌县公署还专门为他颁发了奖状。
据媒体此前报道，国内此前发现的清末文凭仅有两张：一张是天津盐山县的初等小学毕业文凭，颁发于宣统三年；另一张是陕西省档案馆收藏的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文凭，颁发于宣统二年。而楼鲁观这张颁发于宣统元年的文凭，比这两张都要早。
文凭上还刊登了一篇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全文852字，大意是：国家兴办学堂是为了培养人才，学生不准干预国家政治，不准离经叛道、聚众结社、演说议论等。为什么当时清政府会写下这样一番话？这还得回到“废科举、兴学堂”的历史背景中寻找答案。
“清政府本想通过新式学堂培养忠心耿耿的人才，以稳定自己的统治。可没想到，学生们接触了科学知识和新思想后眼界大开，不但没有成为顺民，反而纷纷关心起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投身到改革与革命的浪潮中。”金佩庆认为，这张毕业文凭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巨大转折——从“读四书五经考功名”到“上学堂学新知识”，从“忠君报国”到“开启民智”。
如今，这张文凭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纸页泛黄，字迹清晰。它不仅是一个叫楼鲁观的青年人的学习证明，更是100多年前中国教育艰难转身的见证。“废科举、兴学堂”改变的不仅是考试方式，更是一个民族的命运走向。
贰
新教育启民智 浙中大地上的教育薪火
新式学堂的兴起，打破了“读四书五经、走科举之路”的千年旧制。教室里传出的不再是子曰诗云，而是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这些从未听过的课程。思想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之一方豪，曾经担任过浙江省立第七中学（金华一中的前身）的校长。”陈佳怡指着校史馆里的一张老照片说，“他当校长的时候广纳贤才，施伯侯、赵镜元、胡步蟾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都先后来学校任教。他还特别重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积极支持学生参加爱国活动。那时候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方豪带着学生一次都没落下。九一八事变之后，学生们自己发起募捐，筹集救国基金。”
“到了抗日战争那段最艰难的日子，方豪始终没有动摇，他坚持以教为本、以教育人、实业兴国。”陈佳怡介绍，当年方豪带着全校师生一边宣传抗日，一边想办法继续办学。学校辗转在穷乡僻壤，师生们自己编教材、印讲义，战火纷飞里硬是把学业给保住了，连那些图书仪器也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她顿了顿，目光落回展柜里的那张文凭：“从楼鲁观手里那张宣统元年的毕业文凭，到方豪在战火中撑起的那一方书桌，金华的新式教育就是在动荡里扎根、在磨难中生长的。它改变的，不只是一代人的知识结构，更是在八婺大地上埋下了思想启蒙的火种，照亮了一条从‘读书做官’走向‘教育强国’的路。”
对于这一点，在方豪的舅舅王廷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王廷扬是金东区澧浦镇蒲塘村人，据《蒲塘凤林王氏宗谱》记载，王廷扬是凤林王氏第三十五世孙，南宋名相王淮与之同宗，太祖父王本修、祖父王贵、父亲王升皆是太学生，家学渊源深厚。王廷扬也曾步入仕途，但各种文化思想的冲击碰撞，让他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仕途中人嬗变成一名新式知识分子。
幼时方豪曾在蒲塘小学读书，王廷扬对他的影响颇深。金东区委党史研究室《金东区志》编辑部工作人员王伟斌研究王廷扬多年。“比金华府官立初级师范学堂晚一年，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在浙江贡院旧址上建成，成为当时浙江办学规模最大的新式高等学堂，王廷扬曾在此任学堂监督。”他认为，在社会新旧变革交替之时创办新式学堂，往往是新旧势力对弈最激烈的时刻，最终守住新式教育阵地，这与王廷扬那批人息息相关。
仅以王廷扬任职学堂监督前后，便有沈钧儒、张宗祥、李叔同、夏丏尊、马叙伦、许寿裳、鲁迅等曾在此任教；而潘天寿、丰子恺、钱学森、徐匡迪、黄晓棠、周兰荪等一大批名人都曾在此就读。王伟斌说：“新式教育开创之中更大的贡献，还在于倡导民主平等的现代教育理念，以及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精神。”
王廷扬还曾联合王振声、叶熙以及方豪等教育界人士，共同推动男女平等就学。在金华县成美女子中学（今金华五中前身）面临办学资金困难时，他们竭力维持学校正常开办。后来，叶熙曾任浙江省立七中国文教员兼文牍（秘书）、金华县教育会会长、八婺联合县立女子中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八婺女中校长等职，叶熙与王廷扬是郎舅至亲，他们共同推动金华教育事业的发展，至今传为美谈。
叁
求新知救国难 金华学子的觉醒之路
新式教育的兴起，改变的不仅仅是课程内容和考试方式，更是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新式学校走出，他们带着“唤醒民众”的信念，在八婺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上世纪20年代，金华的一批进步青年开始崭露头角。《金华人民革命史画册》里有一张老照片，4名年轻人穿着学生装，表情平静，看起来就像一张普通的同学合影。但这4个人，正是金华大地上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共金华支部的创始成员：千家驹、钱兆鹏、章驹、刘文铭，都是省立七中师范部的学生。那一年，千家驹16岁，钱兆鹏18岁，章驹21岁，刘文铭18岁。
正是新式学堂里的课程和书刊，打开了这些年轻人的眼界。他们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第一次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民族独立。18岁的钱兆鹏在照片背后写下这样一段话：“此四人除千君民国十一年由七中转入师范部外，余皆十年同时进入师范学校，故可谓数年之老同学。且皆于十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故又可谓革命之同志……”
钱兆鹏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21年，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学习认真，生活朴素，特别喜欢阅读进步刊物，很快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新式学堂给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关心国事的习惯——他曾写信向陈独秀求教，并联络金华城内各校学生、教师以及社会进步人士，先后参加和组织了纪念辛亥革命、“五四”、“五九”等集会游行活动。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钱兆鹏与同学千家驹以金华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召集各界人士，在省立七中运动场召开6000余人参加的声援大会。同年秋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星星之火在八婺大地燎原。1926年，中共金华支部扩建为中共金华独立支部，钱兆鹏担任第一任书记。
原金华县档案局局长潘桂荣在《大革命时期金华党的主要领导人》一文中提到，1925年秋，钱兆鹏等人积极支持社会人士创办八婺女子初级中学（即现在的金华四中），以抵制奴化教育和解决女子上中学问题。这正是新式教育理念的延续——新式教育培养了他，他又把教育的火种传递给更多人。
“除了钱兆鹏、千家驹等人，还有邵李清、张新锦、章驹、冯雪峰、何家槐等人在新式学堂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思想发生深刻转变，他们不再满足于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整个国家的命运。”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师范学院学工办主任叶嘉琪说，新式教育当年做的是开启民智，今天做的是立德树人，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上世纪民族危难之际，金华学子没有退缩。朱福星等一批青年学生弃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他们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热血一起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民族脊梁。
上世纪50年代，和平建设时期，责任与担当依然在金华学子心中传承。烈士吴振东在一次实习中，为救落水学生，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的牺牲，感动了无数人，也让“舍己为人”4个字深深镌刻在金华人心中。
时间来到21世纪，这样的精神依然没有褪色。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在校生张海春，在路边遇到落水妇孺时挺身而出，勇救两人。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成为当代青年担当精神的生动写照。
百年来，金华教育培养出的不仅仅是有知识的人，更是一代代有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肆
师道传满天星 八婺大地上的百年回响
金华向来以基础教育办学优势著称，这里有着万千师范学子的杰出奉献。金华府官立初级师范学堂作为八婺大地上新式教育的先行者，1913年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23年与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合并，成为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师范部；1940年单独恢复建制，称浙江省金华师范学校；1960年改为金华师范专科学校，次年改为金华师范学校……1998年底，金华师范学校和义乌师范学校合并，加入新成立的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现为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成为其中的一个二级学院——师范学院。
校名几经更迭，但播撒文明、启迪民智的使命从未中断。5万多名师范学子，一串响亮的名字在金华市、浙江省乃至全国教育界闪闪发亮：陈云仙、朱桂香、董闺聪、胡延巨、方方、滕春友、楼朝辉、夏美丝、俞正强、方青、卢雁红、曹苏芬、郎建胜、林爱娟、王伟文、唐彩斌……
师范学子除了在教育战线有一大批成长为特级教师、专家教授外，其中还涌现出不少各行各业的精英。像著名山水画家施明德、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朱作霖、201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陈斌强、儿童文学作家汤汤、企业家程朱昌等，都是优秀代表。
百年树人，薪火相传。从金华走出去的学子，如今遍布全省乃至全国的教育战线，成为基础教育的中坚力量。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半数以上的特级教师、重点中学校长都出自金华这片教育沃土。金华师范学校1992届校友王兆红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扎根教育一线30余年，她先后获得“浙江省春蚕奖”“浙江省教科研先进个人”等荣誉。2024年8月，她主动请缨援疆，担任金华援疆教师领队、温宿县第三中学副校长，将浙江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天山脚下。她牵头设计的校徽将金华的佛手与新疆的石榴相融，成为“浙疆同心”的美好象征。
像王兆红这样的金华教育人还有很多。近年来，金华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2025年，金华启动教育强市建设，随迁子女公办就读率达到95.15%，全省领先；9个县（市、区）全部通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国家级评估，实现“两个全覆盖”。这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一代代教育工作者的付出与坚守。
更令人动容的是，教育精神的传承不止于课堂，更在于代代相继的爱心接力。金华师范学校1947届校友程朱昌，今年已98岁高龄，从1997年起累计捐资110余万元设立奖教助学基金，资助奖励师生400余人次。1963届校友林锦泉同样慷慨解囊，设立奖教助学基金，勉励学子“困难是成长的阶梯，希望你们打好学识根基，更要传承感恩之心”。这些温暖的举动，让金华教育精神在一代代人手中薪火相传。
一张文凭百年回响。从“废科举、兴学堂”到金华教育薪火相传：有人走上三尺讲台，用粉笔书写人生；有人投笔从戎，用热血报效国家；有人潜心科研，用智慧服务社会。而更多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教师，在平凡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地坚守，照亮了万千学子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