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季俊磊 实习生 王婉情 文/摄
中国书法艺术绵延千年，自晋代王羲之的兰亭雅韵，到唐代颜真卿的雄浑正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洒脱奔放，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墨韵风华。
到了元代，两位浙江才子——胡长孺与赵孟頫，以他们的风骨与才情，在动荡的时代里，共同书写了一段“辞翰双雄”的知交传奇。胡长孺是永康人，二十五史中有载，是继胡则后的第二位“胡公”；赵孟頫是湖州人，原籍兰溪，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他与唐初欧阳询、盛唐颜真卿、中唐柳公权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一位是耿介清贫的理学名儒，一位是皇室后裔的艺术巨匠，他们的生命轨迹在宋元易代之际交织，成就了艺术史上难得一见的珠联璧合。胡长孺文化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原党委书记胡礼祥说：“他们的相遇，是浙江文脉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必然结晶。当胡长孺在永康山中耕读传家、赵孟頫在吴兴故里潜心艺事时，或许都未曾料到，命运会将他们引向彼此，共同谱写这段跨越阶层的知音传奇。”
何许人也 耕读风骨与王孙才情
南宋淳祐十年（1250）的一个清晨，永康适游乡（今永康市西城街道山下村）胡氏祖宅的书房里，婴儿的啼哭声打破了黎明的宁静。这个被命名为长孺的孩子，诞生在一个“以进士科发身者十人”的书香门第和官宦之家。
胡氏家族自唐代从天台迁居永康，向有耕读传家之风。胡长孺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进士出身，他的童年在父亲胡居仁的督课中度过。父亲常指着堂上悬挂的曾祖父画像对他说：“钦州司法参军任上，他散尽家财救济灾民，人称‘郑庄’。为官之道，首在仁心。”这些话如同种子，悄悄种进胡长孺的心中。
18岁那年，胡长孺徒步百里前往青田，拜在理学大师余学古门下。余先生是朱熹的三传弟子，在这位严师的点拨下，胡长孺“九经、诸史，下逮百氏，名、墨、纵横，旁行敷落，律令章程，无不包罗而揆序之”。然而他并不拘泥于门户，晚年读到陆九渊的“吾心即是宇宙”之言，又深深为之吸引，开始思索“和会朱陆”的可能。
咸淳十年（1274），25岁的胡长孺随岳父徐道隆入蜀铨试。放榜之日，他高居榜首，授迪功郎、监重庆府酒务。在蜀中，他与高彭、李湜、梅应春等才俊诗酒唱和，号称“南中八士”，意气风发。然而好景不长，南宋灭亡的消息传来，胡长孺目睹重庆府衙门的宋旗被元军旗帜取代。1278年，他沿着艰险的蜀道，徒步数月回到了永康老家。
几乎在同一片星空下，湖州苕溪畔的赵氏庄园里，比胡长孺小4岁的赵孟頫正在祖父的指导下临写《兰亭序》。元杨载《故翰林院学士承旨赵公行状》记载，赵孟頫的父亲赵与訔“本出兰溪房”（即兰溪人），当年随侍兄长殿撰赵与噟在湖州当差，被宋孝宗亲侄赵师垂的儿媳郑氏相中收为继子，才改称湖州人。
赵家虽逢国运衰微，但深厚的家学传统从未中断，赵孟頫的父亲赵与訔官至户部侍郎，收藏历代书画真迹甚丰。赵家藏书楼是赵孟頫最流连的地方。在那里，他见到了曾祖赵师垂收藏的米芾真迹、祖父赵希戭留下的北宋内府书画目录，还有父亲重金购得的李公麟《五马图》摹本。赵孟頫5岁就能背诵《论语》，7岁习书，10岁作画，被乡里誉为“神童”。
德祐二年（1276），临安城破，22岁的宗室贵胄被迫直面家国剧变。他闭门谢客，在湖州弁阳山房以书画寄怀，“每作一画，必题诗其上，以见志节”。赵孟頫这一时期创作的《鹊华秋色图》，山石皴法中隐现着李成、董源笔意，青绿设色间酝酿着超越时代的变革，与钱选、姚式等当地才子结为“吴兴八俊”。
南宋灭亡后，两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一个选择了“退棲永康山中”，过着“青蓑绿笠风烟下”的耕读生活；另一个则“益致力于学”，在笔墨丹青中寄托故国之思。他们像两条平行的溪流，在各自的山谷中流淌，等待着汇合的契机。
惺惺相惜 道义文章两相知
至元二十五年（1288）春，元世祖忽必烈的一道求贤诏改变了无数江南士人的命运。胡长孺因御史崔彧举荐，不得不告别隐居10年的永康山水，北上大都。他在《耕渔乐赠金华相士》中写道：“二毛已非折腰具，况与志愿常参差。”
胡氏后裔、原浙江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省文学学会原副会长胡浙平对胡长孺颇有研究。胡浙平介绍：“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一段颇具戏剧性的轶事。”当时胡长孺因紧张致使头戴的笠子歪斜，元世祖笑问：“秀才何学？”对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胡长孺最终授集贤修撰，却因“与宰相议不合”，不久便被外放扬州教授。
与胡长孺不同，赵孟頫的才华得到了元世祖的赏识，授兵部郎中。《元史·赵孟頫传》记载了忽必烈见到赵孟頫时的评价：“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在朝堂上，赵孟頫以其渊博的学识与优雅的谈吐，很快赢得各方尊重。然而作为赵宋宗室，出仕元朝让他背负了沉重的道德压力。他曾在诗歌《罪出》中写道“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这种矛盾心境伴随了他的一生。
两人真正的相遇发生在杭州。大德年间（1297—1307），胡长孺调任建昌路教授兼摄录事，其间常因公务往来杭州。而赵孟頫此时正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常驻杭州。西湖的烟波、孤山的梅影、苏堤的春晓，成为他们谈艺论道的背景。
“元代书法需要除敝革新，元世祖起用了一批遗老和有识之士。书法家们主要在江浙、大都（今北京）两地活动，杭州是书法雅集中心，源自国子监太学的西湖书院，常常聚集一批书法精英和文人雅士。”胡长孺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为民曾系统研究过胡长孺和赵孟頫之间的交流交往。陈为民说，胡长孺对赵孟頫的书法推崇备至，尝言：“子昂书，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此言后来经宋濂等人转述，成为评价赵孟頫书法地位的千古定论。
胡长孺任杭州西湖书院山长时，与赵孟頫结为至交。赵孟頫也十分欣赏胡长孺的文才，称其赋“过此以往，吾不知所拟矣”。“两人惺惺相惜的根基，在于对学问艺术的共同追求。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持守着一份士人的气节。”陈为民说，赵孟頫虽身居高位，却始终怀有“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的心境；胡长孺则无论身处何位，都践行着“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学道之实”的理念。
然而，真正的友谊从来不是没有考验的。有一次，权贵罗司徒想为其父求一篇墓志铭，知道胡长孺清贫，便托赵孟頫转交百锭钞作为润笔。赵孟頫了解这位老友的脾气，颇为为难，但碍于情面还是硬着头皮前往。
时值隆冬，胡长孺居住的厢房四处漏风，他正裹着破旧的棉袍在烛下批改学生课业。得知来意后，胡长孺脸色一沉，断然拒绝：“我岂为宦官作墓铭邪？”赵孟頫劝道：“汲仲兄，家中不是已无隔夜粮了吗？”但胡长孺态度坚决：“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吾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胡长孺将书斋命名为“颜乐斋”正源于此。
赵孟頫默然良久，深深一揖，不再多言。此事非但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反而让赵孟頫更加敬重这位老友的风骨。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今人但知汲仲文章，不知其操守更在文章之上。”
墨韵文心 珠联璧合传佳作
胡长孺与赵孟頫的合作，超越了寻常的文人酬唱，成为元代艺坛上“文心映墨韵，翰藻动乾坤”的传奇。
延祐四年（1317）秋，杭州佑圣观内香烟缭绕，一方新碑的立石仪式正在举行。观主特意请来了杭州路的名流显贵，因为这篇碑文的作者与书丹者，正是名满天下的“辞翰双雄”。
碑文由胡长孺撰于前一年9月。当时，他已身无官职，借住杭州虎林山青莲寺收徒讲学，但其文章早已享誉海内。在这篇《佑圣观捐施题名记》中，他以如椽大笔描绘了杭城独特的民俗画卷，其文以赋入记，铺陈排比，音声铿锵，在元代散文中独树一帜。
更为珍贵的是，次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的赵孟頫为此碑书丹。碑成之日，观者如堵。有人当即拓印数份，快马送至大都，一时传为佳话。可惜原碑在明代后期的战乱中遗失，直到道光年间，才在杭州旧宅基中被重新发现，但已残缺不全。如今，附有当代书法大家启功等16位名家题跋的明代精拓本，成为研究元代书法与文学的重要实物。
如果说《佑圣观捐施题名记》是展现两人华章妙墨的传世丰碑，那么《谷仙赋》则是两位知己心魂相照、共游天地的精神图卷。这件作品背后，更蕴藏着一份超越尘俗的方外交谊。
胡长孺与著名道士杜道坚（号南谷子）相交多年。杜道坚是宋末元初的高道，不仅道学精深，而且与赵孟頫也有师徒之谊。
胡长孺常往杜道坚主持的道观拜访，两人谈玄论道，十分投契。杜道坚曾邀请胡长孺为观中珍藏的《道德经》古本作跋，胡长孺在跋文中提出了“三教合一”的独特见解，认为儒、释、道在根本处相通，这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思想。杜道坚羽化后，其弟子为纪念先师，恳请胡长孺为师父作赋。胡长孺慨然应允，闭门三日，创作了这篇1100余字的《谷仙赋》。
杜道坚仙逝3年后，赵孟頫重新挥毫书写全赋。全卷气势恢宏，如长河奔涌，开篇数行尚显工稳，越往后越见洒脱，笔势飞扬，有凌云之意。卷成后，赵孟頫在卷尾写下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跋语：“胡汲仲天资高爽，发言便自超诣。此赋为南谷尊师所作。文与事称，其自迩至远似《晋问》；其琢词造语则似《服赋》；其高举寥廓则似《远游》。过此以往吾不知所拟矣。”
“赵孟頫将胡长孺作品与柳宗元《晋问》、屈原《远游》这些千古名篇相提并论，此等评价，若非真心折服，绝难出口。”陈为民介绍，《谷仙赋》历经元、明、清三朝递藏，卷上有项元汴、梁清标、安岐等大收藏家的鉴藏印，民国时期入藏故宫博物院，成为镇馆之宝之一。
体现两人深厚情谊与相互倚重的，还有那些为逝者所作的墓志铭。胡长孺撰《吴用晦墓志铭》的故事尤为动人。吴用晦（名焱）是台州名士，宋咸淳元年进士，宋亡后隐居不仕。其女婿周仁荣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与书法家，时任处州美化书院山长。周仁荣深知岳父一生清节，普通墓志难以传其风神，于是专程赴宁海拜谒时任宁海县主簿的胡长孺。
胡长孺感其至诚，连夜研读周仁荣带来的吴用晦行状，读到吴公在宋亡后“衣冠拜哭家祠如辞行礼”的细节，不禁掩卷长叹。他提笔撰文，不仅详述吴用晦生平，更在文中连举李瑾、赵卯发、冯骥等6位宋末忠烈之士，以彰显吴公之节。文成之后，他亲自修书给赵孟頫：“有台州吴霁山先生者，忠义士也。其婿周生请铭于仆，仆已为之。然非公之书，不足传其神。敢请椽笔，使幽壤生辉。”
赵孟頫收到信后，立即放下手中事务，精心书写了墓志铭，碑文落款：“将仕郎台州路宁海县主薄胡长孺撰文，中奉大夫集贤院侍讲学士赵孟頫书丹并篆额。”原碑立于三门县吴岙村，可惜后来被毁。但通过文献记载，我们仍能想见其“文述其德，书传其神”的庄严景象。这种“胡文赵书”的组合，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对逝者最高规格的纪念。
“在艺术理念上，两人亦堪称知音。胡长孺不仅是文章大家，亦是深谙书道的鉴赏家与践行者。赵孟頫对胡长孺的文学成就同样推崇备至，将胡氏兄弟视为可直追古人的益友，敬重之情溢于言表。”陈为民说，胡长孺提出“文道统一”的主张，批评“壹操行则质木无文，专词章则杂博寡要”，这与赵孟頫在书画上反对南宋末流的形式主义、倡导回归晋唐“古意”的精神内核一致。
遗泽后世 风骨文章不朽心
泰定元年（1324）深秋，杭州虎林山青莲寺的银杏叶一片金黄。75岁的胡长孺已病喘多时，这日忽然精神转好，邀请寺僧与邻人小聚。席间，他谈笑如常。子夜时分，胡长孺“正衣冠坐逝”。
消息传出，杭州士林震动。胡长孺的灵柩运回他家人所在的建昌安葬。出殡那日，“省、宪官皆执绋以送”，他的好友、浦江名儒吴莱在其长诗《至杭闻胡汲仲先生没去秋奉柩葬西昌》中有云：“我舟东至杭，直下追落鹘。悲风吹白蘋，胡子闻已卒。时秋载柩去，素绋照扬粤。卜此建昌城，无地可泣骨。”
在追悼的人群中，未见赵孟頫的身影——他已于两年前（1322）在湖州逝世。但可以想见，若赵孟頫泉下有知，定会为这位老友的离去而痛惜。赵孟頫的晚年同样不平静，虽然官至一品，但始终未能完全摆脱“武臣”的心理负担。他晚年倾心佛道，在《自警》诗中写道：“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这种复杂心境，与胡长孺“薄糜不继袄不裹，讴吟犹是钟球鸣”的坦然，形成了鲜明对比。
胡长孺与赵孟頫为后世留下了什么？这不仅仅是几卷墨宝、数篇文章的问题，而是一种精神传统、一种文化人格的垂范。
在为官之道上，胡长孺树立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典范。他一生最高只任从六品官，却处处为民请命。在建昌，他敢拆权贵程文海家侵占官道的院墙；在宁海，他智断疑案，严惩恶少，将赈灾余钱悉数分给灾民，不惜得罪上司。百姓为之立生祠，这是对清廉父母官最朴素的褒奖。赵孟頫则以另一种方式践行士人责任：他在朝中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文化教育，保护汉族士大夫，举荐贤才。元仁宗曾称赞他“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虽是评价其才学，但也隐含着对其政治操守的认可。
在为人处世上，他们展现了乱世中文人的两种可能：胡长孺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耿介儒者，宁可“薄糜不继袄不裹”，也不屈节事权贵；赵孟頫则是“外柔内刚”的智慧生存者，在必要的妥协中坚守文化传承的底线，其生存智慧如深水静流。这两种选择，孰高孰低，历代争论不休。但或许，历史本来就需要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选择，才能构成完整的价值谱系。
在艺术成就上，他们是“辞翰双雄”这一美誉的最佳诠释者。胡长孺文章“雄深雅健”，诗作“雄浑流丽”，其提倡的“醇雅畅洁”文风影响了元代文坛。尽管《石塘文稿》大多散佚，但仅从现存散文、诗歌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其文章的气象与深度。赵孟頫则开创了书画新时代，其倡导的“复古”书风扭转了南宋末流的弊病，“赵体”楷书开创新风，影响直至明清。
赵孟頫的“赵体”书法，至今仍是书法学习者入门的重要范本；他提出的“书画同源”理论，依然是中国画论的核心命题之一。而胡长孺那种“刚介有守”的士人气节，那种“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学道之实”的为民情怀，在今天依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芒。
遗憾的是，因种种缘由，胡长孺留存于世的书法作品极为稀少。其中两件收录在明朝文征明编次的《停云馆法帖》中，分别是《与叔敬贡士书》《题苏东坡春帖子词卷》，皆为行书札。《停云馆法帖》现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陆秀夫的《群玉帖》（又名《题陆秀夫义山帖》），帖后有胡长孺的跋。《中国书法大字典》辑录了他的“欲”“叶”“盲”“蒿”“谊”五个范字，从中可以一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友谊可以超越地位、财富，乃至时代；真正的艺术可以沟通心灵、传承文明、照亮未来。在历史长河中，王朝更替如过眼云烟，但那些基于道义、才华与真情的联结，那些创造美、追求真、坚守善的努力，才是文明得以延续的真正薪火。”胡礼祥说，胡长孺与赵孟頫，用他们交错的人生与交融的笔墨，在元代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树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
墨香又一次弥漫开来，700多年过去，他们的墨迹或许会褪色，纸张或许会脆化，但那份通过笔墨传递的精神，却如西湖之水，常润常新，永远流淌在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