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何若舟
106年前的一天，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热血与家国之思，为远赴欧洲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做着最后的整装；翌日，他们从上海搭乘“盎特莱蓬号”邮轮，历经34天的海上颠簸，最终抵达法国马赛。在巴黎华法教育会的统筹安排下，这批青年分赴法国各地的学校和工厂，开启勤工俭学的求索之路。
彼时的中华大地，正处在新旧思潮激烈碰撞、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关键节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蓬勃兴起。资料显示，1919—1920年间，先后有20批次1800余人赴法勤工俭学。在浙江赴法的118人中，东阳共8人。
前不久，河北保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党支部副书记谢炜一行专程抵达东阳，在画水镇黄田畈村华阳自然村许奉璋故居乐山楼内，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物交接。许奉璋在旅欧期间使用过的一只牛皮箱、一把刮脸刀，正式被纪念馆纳入馆藏。
许奉璋正是当年在“盎特莱蓬号”邮轮上，面朝茫茫大海、思索国家兴亡的有志青年之一。两件尘封百年的珍贵遗物重见天日，也让这位留法革命者的传奇故事，再度在世人面前徐徐展开。
远赴法国探寻救国真理
寒潮乍临的冬日清晨，乐山楼静静矗立在华阳自然村的巷弄深处。这是一座七间三合院建筑，又称“华阳七间头”，始建于清代初期，是清代东阳大儒许时霖的故居，被收录《东阳丛书》的《许氏文行录》《金华怀忠诗集》《东阳古迹类咏》《五耕诗存》《苕帚录》均成书于此。
乐山楼属于民间不多见的“楼上厅”建筑，楼上是慎行堂的照厅，楼下则设正屋三楹。至今，许奉璋的三儿子许加芫与妻子还居住于此。
1897年，许奉璋就出生在这座古朴的宅院之中。许家在当地算得上书香门第，祖上数代皆以教书为生。7岁时，他进入本村私塾启蒙，后就读于洪塘蟠溪两等小学、官桥弘毅小学、岘西小学。1914年，许奉璋考入浙江省甲种农业学校，接触到了新思想、新文化，萌生了拯救民族、改造社会之心。
1919年夏，许奉璋毕业后考入上海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当许奉璋完成留法预备学业即将启程之际，一个困扰其后人许久的“身份之谜”悄然埋下。“家人一直执着于为爷爷那段热血岁月搜集更多佐证，不仅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还专程远赴北京探寻线索，却收效甚微。”许加芫的儿子许伟东回忆道。长期以来，村里人和家人都只知他叫许朝旭，从未听闻许奉璋这个名字。循着“许朝旭赴法勤工俭学”的线索，他们辗转联络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可工作人员仔细翻查馆内留存的赴法名册后，并未找到许朝旭的名字。
后来，纪念馆将许朝旭的籍贯、出生年月、赴法时间等关键信息与赴法人员名单一一比对，许奉璋三个字赫然映入眼帘。“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许奉璋等人从上海搭乘‘盎特莱蓬号’邮轮赴法国勤工俭学……”资料中记载的许奉璋的个人信息，与许朝旭完全吻合。谜底就此揭开：许朝旭的学名为许奉璋。
投身革命辗转苏联求学
与许奉璋同批赴法的，还有他的老乡兼学长蒋步瀛。出生于1891年的蒋步瀛是黄田畈人，也曾就读浙江省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先在安徽芜湖中学任教，一年后赴法国，就读于朗西（南锡）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却因缺乏盘缠而滞留当地，1924年病逝于法国。
较之蒋步瀛，许奉璋是幸运的。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法文，艰难度日。不久后，他考入热努亚克农业学校，仍维持着这种边打工边学习的模式。
1920年秋季以后，法国陷入了一战后的经济危机，工厂纷纷倒闭。1921年初，勤工俭学生大多数失去工作，衣食无着。他们只好聚集在巴黎的华侨协社，靠华法教育会每天发放的5法郎补助费维持生活。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接连发出通告宣布：将于2月28日后，不再发放生活补助费，与勤工俭学生脱离一切经济关系。2月28日，包括许奉璋在内的400余名勤工俭学生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人率领下，发起了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行动，亦称“二二八”运动。最终，勤工俭学生被法国警察镇压，许奉璋和部分学生被短暂拘禁后释放。同年6月初，北洋政府谋求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用于购买军火。旅法华人与勤工俭学生获悉后，又发起了抵制借款运动。许奉璋积极投身运动，与李立三、王臣荣等人多有交集，后由王臣荣介绍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6月，许奉璋为声援国内五卅运动，和王臣荣等人闯入中国驻法公使馆抗议，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因无路费回国而被捕入狱。在旅欧中国共青团积极营救下，许奉璋一个月后出狱，并在组织选派和资助下，辗转来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和共产主义知识教育，后又转入苏联军事学院学习。与许奉璋同一批前往苏联的还有王臣荣、霍家新、贺治华等共36人。
归国历险坚守革命初心
1927年春，北伐战争的洪流席卷江南，革命浪潮如火如荼。许奉璋奉命归国，直奔革命核心地带上海，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并肩投身革命事业。彼时，恰逢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街头枪声四起，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初来乍到的许奉璋还未来得及与组织完全对接，便陷入了“遍寻同志无觅处”的困境，孤身一人置身于白色恐怖的重围之中。
一日深夜，许奉璋租住的小屋外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与呵斥声，他来不及多想，拿起手枪推开窗户，踩着墙沿翻身爬上屋顶。随着房门被强行打开，搜寻的脚步声在屋内外回荡。过了一会儿，屋内外的动静渐渐平息，直到确认周遭再无半分声响，许奉璋这才长舒一口气。
上海已无容身之地，许奉璋寻找组织的念头却从未动摇。他动身前往离老家东阳更近的杭州，四处打探后终于联系上当地的组织。考虑到当时的艰难处境，对方叮嘱他先回老家暂时隐蔽，待有新的消息后再与他联络。于是，许奉璋带着组织的嘱托与对革命的坚守，辗转回到了东阳。
见到儿子平安归来，父母既欣喜又忧心。他们深知他所投身的革命事业之危险，便催促他趁回家之际抓紧成家生子。不久后，许奉璋遵从父母之命成了家。1928年8月，他的第一个孩子、许加芫的大姐许淑贞顺利降生。
居家的平静未能冷却许奉璋的革命热忱。1928年10月，他赴杭州寻求组织消息，却得知当地组织已解散，遂带着最后希望赶往上海。刚下码头，一名帽檐压得极低、难辨面容的男子，用拐杖轻点许奉璋的鞋尖，低声告知：“从苏联回来的300位同志名单，已被霍家新、贺治华出卖。”话音刚落，男子便消失无踪——对方不知许奉璋立场，只能匿名传递消息。许奉璋听闻心头一震，当年同赴苏联求学的战友竟沦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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