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劳，1916年出生，曾用名吴尚清、吴高庐，义乌人。1933年，他从义乌县立中学毕业后，在姑妈的帮助下，热爱绘画的他，先后考入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史上的两大名校——苏州美专和杭州国立艺专（师从刘开渠）。1938年，在杭州国立艺专南迁的路上，他加入浙江战地服务团，同年8月赶赴延安，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是年底，加入成仿吾率领的大队人马，赴晋察冀边区。
延安和晋察冀边区的历练，让吴劳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于194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他随入城部队进入北平，因国家发展的迫切需求而从事展览设计，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本版文字：吴潮海
牵头绘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据吴劳自述：“我六岁入平畴小学读书，毕业后，在东阳中学和义乌中学读了3年。毕业后就离开家乡考进了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绘画。后因学费太贵，只念了一年就转考进国立杭州艺专雕塑系，直至抗日战争爆发。20年代的义乌，能到杭州读书是很不容易的。首先，当时走出家乡就被看成是不走正途；其次，学艺术被看成是花钱太多，学不到真本事的专业，而我所以能顺利地走上这条路，多亏了我的姑母。她已出嫁了，她和她的家庭比较开明，家境也较富足。她认为男孩子到大地方多念几年书才会有出息，于是出资供我读艺术学校。我从此离开家乡，也结束了愉快的童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抗日救亡进行曲响彻祖国大地，吴劳毅然决然离开从小梦寐以求的艺术专科学校，加入了浙江战地服务团，在金华及杭州天目山一带宣传抗日救国，与青年学生一起演讲、写标语、演活报剧、画宣传画。同时，他开始创作与抗日救国有关的美术作品，如木刻《戚继光平寇图》，连环画《万古流芳》《送郎当兵》……
在战友的激励下，1937年底，吴劳专程回到金华，找到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核心领导人之一——骆耕漠，由骆耕漠写了到延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随后前往延安，与他同行的有章容（新中国成立后任《工人日报》副社长）、高帆（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画报》社长）。
1938年10月到达延安后，吴劳与高帆一起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并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当时，延安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大家为了共同的抗日目标相聚在一起，彼此亲密无间。据吴劳晚年回忆，延安“鲁艺”使他“懂得了艺术应该为劳动人民服务，应该服从于国家民族的需要，艺术家应该到实践中去”，从而奠定了他的艺术道路和方向。
1938年冬，一支由抗大、陕北公学、鲁艺组成的文艺大军，在成仿吾、沙可夫的带领下，在晋察冀边区创办了华北联合大学，这是一所朝气蓬勃的学校，更是一座淬炼青春的熔炉。吴劳在该校文艺学院任教。
吴劳深入战斗前线，进行抗日宣传和群众文化工作，在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运动中，同根据地人民建立起血肉联系。广大的人民、火热的生活、激烈的战斗，为他走上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9至1942年，吴劳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教员，教授中国画。在这里，他一面教书，一面以绘画作为宣传武器，进行抗日斗争。除了教学，他为课本画插图，承担书籍设计、插图设计，如1946年为孙犁的《少年鲁迅读本》设计封面、绘制插图；1947年为彦夫的《小号兵》设计封面。1947年，他还编写了图文并茂的实用小册子——《怎样写美术字》。这些人们熟谙的作品，都已进入新中国美术经典序列。
敌后办学条件极为艰苦，日军来了，大家就分散到各个山头、山沟，和他们“捉迷藏”。日军走了，大家又照常进行教学、宣传、创作。生活方面，虽然比延安的和平环境更艰苦，然而抗战胜利的信念和革命的抱负，让包括吴劳在内的所有同志每天都充满信心、不辞辛劳地工作着。那是一段在物质上极度困窘，精神上却高度饱满的时光。
在此期间，华北司令员聂荣臻将绘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大幅画像的任务交给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无法绘制国画或油画，善思的吴劳采用变通方式，以木刻形式完成了这六幅画像。
1943年初，吴劳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子弟兵》报社记者，是年夏，因病回延安休整，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在这一时期，他主要创作了木刻版画《原来是裤带》《咱们来到南泥湾》《南泥湾的春天》《千古照人寰》（《白求恩》）《敌人怕地雷》《送公粮》和《朱德》等作品。
1948年底，华北大学文艺学院的全体师生随入城部队进入北平，吴劳加入了北平、天津军管会华北大学美术工作队队伍，从此步入新的征途。
1949年5月，北平和天津军管会华北大学美术工作队结束后，为适应城市美术设计的需要，6月1日，华北大学美术供应社成立，吴劳任社长。美术供应社成立后，承接一重大任务，即绘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吴劳率领下，美术供应社应用网格制图，手工绘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此后经多次实验，美术供应社发明“拔染法”，在红色绸面上漂白、印染黄色五星，实现国旗的批量化生产，且效果比手工缝制的更轻便、更鲜明。
1950年9月20日，国家主席毛泽东签发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图案的说明。同日,《人民日报》刊登由吴劳绘制的国徽方格墨线图、国徽断面图，以此说明国徽各部分的深度及部位。
1953至1954年，吴劳任文化部艺术局展览工作室主任。1955年，已身为展览设计专家的吴劳，被文化部抽调参与新中国第一所工艺美术高等学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筹建，代表文化部与学院代表庞薰、中央手工业管理局代表谢邦选三人，负责筹建工作的具体事务。
新中国展览艺术设计学科的奠基人
1943年11月26日，延安举行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及边区生产展览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边区举行的大型展览会，意在展示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建设成就。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肖向荣将张仃、吴劳、赵域、郑沧波四名画家编成一个设计组，负责展览设计与会场布置，并要求在形式上做到形象生动、简明易懂，使人民群众受到深刻教育。这次展陈设计也奠定了吴劳走向展览设计与工艺美术道路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吴劳的主要成就是展览设计，他是新中国早期展览艺术的开创者，成为新中国展览艺术设计学科和第一所工艺美术高等学府的奠基人。
吴劳是因国家发展的迫切需求而改行从事展览设计的。上世纪50年代，参加国际博览会不仅可以树立国家形象，而且事关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因而展览的组织与设计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吴劳不仅是国内重大展陈的重要设计者，而且成为出国办展的重要人选。由于工作需要，他频繁参加国外展览会的设计工作，并担任中国馆的总设计师，诸如1951年11月，赴印度参加孟买国际工业博览会；1952年8月，参加民主德国的莱比锡博览会，随后参加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国际博览会；1955年参加法国里昂的国际博览会……当时，他主持设计了不少重要的国内展览，诸如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1951年)、第一届全国农业展览会(1957年)、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1958年)……除此之外，他还多次担任外国在京举办的艺术、教育、经济、文化等展览的中国方面设计师，例如：1954年在北京苏联展览馆举行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
展览艺术设计在新中国是一个新学科，既无成熟的先例可循，又无系统的理论指导，吴劳只能在实践中边干边学，不断开阔视野，积累有关展览设计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学习国外先进的展览设计经验，尤其是前苏联展览设计的经验，并与外国优秀的展览设计师进行学术交流。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频繁参加国际展览会，需要一批美术设计人员，在文化部的授意下，1956—1957年，吴劳在中央美术学院主持开设“展览设计专修班”，学制两年，招收学生22名，教授基础课和专业课。他不仅担任班主任，撰写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亲自讲授专业课，而且主张理论结合实际，课堂结合实践，经常带学生去实习。
这批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全国重要的展览单位，如中国贸易促进会、外贸部、轻工业部、北京外贸总公司、北京美术公司、中央党校陈列部等，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受过系统专业教育的展览设计人才，并成为展览界的业务骨干。这些为新中国美术学新学科和民族展览艺术发展奠下基石的前辈，在中国现代展陈史上写下了斑斓的一页。
1958年，他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教学思想整理成《展览艺术设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一本展览设计专著，对中国展览设计专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吴劳等一批前辈的努力下，几十年来，中国展览设计登桥远望，从表现的强度、生活的深度、语言的锐度，向东西方的经典溯源汲水，与伟大同行。”有权威人士如此评价。
创办新中国第一份工艺美术刊物
1957年10月，吴劳作为筹备者正式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研究室主任。当年底，张仃也由中央美院国画系调到中央工艺美院，任第一副院长。几乎同时，居家养病的张光宇随之到中央工艺美院报到。一上任，张光宇就提出想办一份工艺美术刊物，名字叫《装饰》，张仃立即付诸实施，并组建了筹备机构，吴劳与张仃、张光宇共同担任执行编委(1958年9月—1961年5月)，在全国教育界一时传为佳话。
1958年9月，《装饰》创刊，封面设计大气朴素，寓意深刻。张光宇设计了“装饰”两个艺术字，美观而庄重，张仃绘制的《龙舟图》充满民间情趣与现代气息。
可惜，命运多舛，1961年5月，《装饰》杂志因国家经济困难，纸张供应紧张而休刊。此后至1966年，吴劳曾多次提议复刊未果。
之后岁月风云变幻，直至1980年，已与读者阔别19个寒暑的《装饰》，迎来了它的新蕾，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1984年4月，《装饰》改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报。改版后，《装饰》以学术研究为上，着重反映教学和学术研究成果。吴劳荣任《装饰》改版后的第一任主编。
吴劳的艺术人生，折射了20世纪中国艺术界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与时代选择。如今，努力与辉煌化作了永恒的记忆，几代人共同的坚守与志向，在时光的打磨下有了勋章般的庄严和凝重。
图片选自《吴劳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