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年轻人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采访抗战老兵黄菁当天，是80年前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在这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99岁的他躺在摇椅上，目光不自觉地望向远方，回忆起了那些烽火岁月。
亲眼目睹日军暴行
黄菁1927年出生，义乌市江东街道端头村人，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1个弟弟和3个妹妹。黄菁说：“以前家里条件不好，父亲每天天没亮就起来，赶到30里外的佛堂老市集买回一担花生，然后挑到20里外的廿三里去卖，从中赚取一些生活费，换回油盐等日用品，勉强维持生计。”
黄菁曾在农村私塾念过几年书，但作为家中长子，他早早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小学念了4年，12岁到佛堂一家金货店当店员，13岁经人介绍到兰溪城内一家红纸厂做学徒，一干就是3年。”黄菁说，那时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学得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和家人，也乐在其中。
然而，这一切被日本侵略者打破了。
1942年5月，日军的铁蹄践踏兰溪，在城中工作的黄菁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当时日军进城后，他们对兰溪城四郊进行扫荡，附近很多村子全被烧光，成为一片废墟。”黄菁说，日军在兰溪实行“三光”政策，在城内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有一次，黄菁提着一只木箱，准备和乡亲们一起从城里逃往山上躲避，行至半路被一个日本兵拦住了。“我的木箱里装着衣服，日本兵见里面没有值钱东西很生气，他一把抢过箱子，跑到一个角落，蹲下来将一堆大便拉到木箱里面。”日军在兰溪横行霸道，黄菁从兰溪跑回义乌老家。
“那时义乌也已经沦陷了，日本兵经常来村里欺压百姓。”他们村黄庆福的老婆在田畈干活时，不幸被一个日本兵糟蹋了。50多岁的村民黄能耕被一群日本兵抓住逗乐，让他把家门前一口100公斤重的大缸举过头顶，由于他力气小，根本无法把大缸举过头顶，日本兵“啪啪啪”一个耳光连着一个耳光。黄菁说，这些事情他躲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心中满是愤怒。
毅然离家参军卫国
1945年正月十三那天，黄菁的姑父吴辉来到义乌招兵。“我知道消息后，第一时间报了名。”黄菁说，他当时心里想，“日本侵略者让中国人有家难回，我要当兵，把他们从中国赶出去”。
黄菁和下湾村（今下湾社区）人吴庭华、罗店村人罗林海等一起，跟随吴辉来到绍兴上虞章镇章家埠村，成为一名军人。“我记得我们的支队长叫吴端。1945年，时任国民党三十师八十九团团长张俊升与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联手，部队入驻上虞县城。”黄菁说，后来张俊升率部起义，接受共产党领导，改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独立旅。
不久后，张俊升率部参加了对宁波鄞西地区日伪的大反攻。“我们这些义乌兵被分在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独立旅，平时一起操练，共同上战场杀敌寇。”
黄菁记得，一天中午雨下得很大，民兵事先得到情报，有10多艘运送日军的木船，要结伴沿着曹娥江将一批伤病员运送到宁波去。
“接到命令后，排长立即派出三个班23人，我们每人穿着蓑衣，头戴斗笠，埋伏在曹娥江边，以防敌人突然袭击，同时守护当地沿江百姓的安全。”黄菁说，当时他所在排总共只有3支步枪，其中2支枪每支能装3发子弹，另外1支枪可装7发子弹。由于当天防备得当，敌人未敢轻举妄动，因此未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
“战争是残酷的，枪一响就得死人。”黄菁回忆说，他所在部队经常日宿夜行，平均每天要夜行军90华里。草鞋穿破了，只能赤着脚，或者用旧被单裹脚。鞋子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双脚都被磨烂，肿得像馒头，还患上末梢神经炎，吃尽了苦头，“但再大的困难，也挡不住我们前行杀敌的脚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黄菁随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呼吁年轻人自立自强
抗战胜利后，黄菁于1947年5月在山东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1948年11月，他还参加了淮海战役，在一次激烈战斗中颈部不幸被炮弹击伤。
黄菁在部队当兵时，5年没有与家人通信联系。“后来听家里人讲，母亲天天站在村口张望，时时盼着我回家，终因思儿心切积劳成疾，双眼哭瞎了，没盼到新中国成立就去世了，父亲也在1954年撒手人寰。”黄菁说，虽说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但没能为双亲尽孝，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转业地方后，黄菁曾先后任义乌义东区公所民政干事、宣传部教育干事，义乌干校组织干事，稠城镇宣传委员，义北区委互助合作委员，桥东公社副社长等职，1982年6月离休。“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事情，最艰苦也是最自豪的就是那段抗战生涯。”黄菁说，虽然许多记忆已渐渐淹没在时间长河之中，但抗击日军那段赴汤蹈火的峥嵘岁月，仍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黄菁呼吁年轻人自立自强，扛起保家卫国的大旗。
本报记者 季俊磊/文 张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