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雅云 当聚光灯照亮舞台，几张桌椅构成极简空间，将观众带入隐蔽战线的无声战场。今年4月，聚焦历史传奇女情报员沈安娜的音乐剧《速记员》在上海首演，吸引了不少观众的关注。 今年100岁的黄雅云抗战时的岗位就是一名女情报员，那些争分夺秒的敲击，对日军电文的监听，就是她的工作日常，在看不到硝烟的情报战场上，一直与日军斗智斗勇。
杨寿兰 “中国这么强大，再也不受外人欺负了。”8月6日，在金华康复医院一间病房里，100岁的抗战老兵杨寿兰回忆起抗战往事，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虽然过去了80多年，每当杨寿兰见到日本的膏药旗，就气得浑身发抖。回首往昔，那些年的斗争与伤痛，历历在目。 杨寿兰17岁入党，是苏北根据地“全家抗日”的模范，是三进三退抢渡黄河、突破天险横渡长江的女英雄。
赵方元 “我们现在强大了，侵略者再也不敢来了！”8月7日下午，东阳市巍山镇巍五小区，101岁老人赵方元在妻子的搀扶下走出房间。阳光铺开在沙发一角，老人端坐，精神矍铄，缓缓讲述80多年前在浙江大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烽火故事。
【开栏的话】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时光的长河奔涌不息，冲淡了硝烟，却冲刷不掉刻印在民族记忆深处的荣光。
金华，曾是抗战的重要战场。这里的山水，见证过日寇的铁蹄与暴行；这里的土地，浸染过英雄儿女的热血；这里的村庄与街巷，回荡着不屈的呐喊与抗争的号角。历史不容遗忘，英雄值得铭记。那些曾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的抗战老兵，是那段峥嵘岁月的亲历者，是民族精神的丰碑。80年，山河依旧；80年，烽火渐远。7月18日起，本报联合中共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金华市委老干部局，策划推出“抗战胜利80周年·我们的河山”系列报道。报道团队兵分多路深入金华各地，采访那些健在的抗战老兵，用笔和镜头记录老兵们眼中“我们的河山”，捕捉他们珍藏的烽火记忆。通过老兵们的故事，我们触摸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家国情怀，汲取生生不息的前行力量。
坚守在隐蔽战线上的女战士
亲历七七事变 年幼被迫停学
黄雅云是义乌媳妇。1925年5月，黄雅云出生于上海市金山县，小时候名叫蓝秋，家境殷实的她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很快，上海便沦陷了。当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后，上海郊县饱受其侵略战争的洗劫。1937年9月10日《大公报》记述：“金山县属张堰市房，已毁八九，日军驻有二百余人，四乡劫案迭起，死伤亦日有所闻。”
“日军入侵时，我正读小学六年级。因为战火，学校被迫停学。”黄雅云说，她之后的求学路时断时续，直到16岁才读上初中。20岁那年，黄雅云做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当时的上海局势混乱，在上海东南中学读书的黄雅云听闻金山县有个国民党部队的游击队，据说投奔他们便可以去后方学习，热爱学习的黄雅云想都没想便与同学一起加入了部队。
“我并不知道要加入的是什么部门，只知道加入后就可以学习。”经过艰苦的培训之后，聪颖的黄雅云学习到了很多电报的相关知识，还熟悉了各种类型的密码符号。
成为情报员 和日军斗智斗勇
后来，黄雅云才知道游击队是为了培养情报员，要和日军打情报战。虽然不用上前方，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开始，黄雅云被分配在司令部专员公署当情报员，主要负责当时电报的接收和发送。黄雅云每天面对的都是不同的数字代码，关于情报的内容、接收方，均不知情。但她内心深知，情报一旦延迟一分钟，前线的战士就多一分危险。为了能清晰安全地把情报发送出去，黄雅云常常要工作到深夜。由于工作能力强，表现突出，黄雅云多次受到表彰。
黄雅云原本申请去后方工作，可被日军封锁线阻挡，大家屡次想突围过去都没有机会，只好再次回到金山。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有别于谍战剧惯常的大起大落和生离死别，黄雅云的情报生涯看上去比较顺利，她没有被捕过，也没有被严刑拷打过。
1945年，在金山的游击队里，情窦初开的黄雅云遇到了来自义乌前店乡前店村（现为福田街道前店村）的王道德。“个子不高，相貌平平，但是他的故事，特别是抗战经历深深吸引了我。”据黄雅云回忆，王道德十分英勇善战，哪怕被日军俘虏关了两个多月，都没有屈服。想起当年的故事，黄雅云眼中始终闪着光。
想回趟上海 看曾经战斗的足迹
1949年，新中国成立，黄雅云、王道德结为夫妻，黄雅云跟随丈夫来到义乌。此后，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他们的心始终在一起，相依相伴。
60多年过去，2014年，寻找抗战老兵的消息传来，在黄雅云儿媳妇傅水美的鼓励和帮助下，黄雅云和丈夫递交了资料，双双被认定为抗战老兵。后来，黄雅云儿子和丈夫相继过世，傅水美一直细心照料着黄雅云的生活起居。
“妈妈身体蛮好，就是行动不便，要坐轮椅，耳朵也不太听得见了。”傅水美说，黄雅云喜欢看抗战片，每天都要看一会电视，还写得一手清秀娟丽的字。在采访中，记者将问题写在本子上，黄雅云再慢慢写下来回答，她写道：“我恨日本人，历史不能忘。”
几年前，黄雅云的孙子带她回过一趟上海。今年开始，黄雅云总和傅水美念叨，想再回上海看看。一家人商量，等天气再凉快一些，租一辆大车，全家人陪着老人再回去看看。或许在黄雅云的心里，年轻时那段穿梭于烽火间传递情报的经历，是她人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印迹。当年的一份份情报，不仅决定了战争的走向，更传递出她的坚韧和期待胜利的乐观：“坚持住，黑暗尽头一定有光亮！”
本报记者 蔡文洁/文
张辉/摄
“全家抗日”被传为佳话
在敌后开展斗争，恨透了日本兵
1925年2月7日，杨寿兰出生在江苏省泗洪县双沟区峰山镇一个贫困农民家里。父亲早逝，妈妈是连大名都没有的童养媳，乡亲们都叫她“杨大娘”，后来才有了一个名字：李德英。她生育8个孩子，存活6个。杨寿兰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哥哥。
1939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军杨寿兰的家乡泗洪县。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八路军、新四军的到来让乡亲们看到了反抗日本兵的希望。李德英把两个刚成年的儿子，分别送去参军，大哥加入新四军，二哥加入八路军。自己和尚未成年的杨寿兰一起，在家当起地下交通员，协助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斗争，成了苏北敌后根据地闻名的“全家抗日”模范家庭，全家七口人（母亲、两个哥哥、大嫂、弟弟、妹妹及杨寿兰）均参与抗日。
1943年，18岁的杨寿兰受党委派，到苏皖边区泗南县石集区担任妇救会主任，组织妇女种棉花、纺纱、织布，支援游击队，抵抗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的封锁；组织妇女挖野菜、藏粮食、反“扫荡”，组织儿童团、姐妹团站岗、放哨，保卫家乡。
“当时日本兵都在大城市，我们的抗日部队都在偏远的山区和农村。那个年代条件很艰苦，战士们只能穿草鞋，即便是草鞋，都不够分，我们就动员妇女们做草鞋，用稻草做草鞋，虽然不是什么好鞋，总比没有鞋穿要好得多。”杨寿兰说，她和妇女们一起，开展艰苦卓绝的敌后反“扫荡”运动。
“我们为战士们烧水做饭，还要照顾伤员，给伤员喂饭擦身，洗衣服。”杨寿兰说。由于敌人的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农村，条件很艰苦，点灯没有煤油，烧饭没有水，是常有的事。吃饭连盐都没有，很多时候只能吃野菜和树皮。
照顾伤员时，杨寿兰总是一边忙碌一边流眼泪，由于缺医少药，伤员没打麻药，就做手术取子弹。她亲眼见到一位伤员的腿上被日本兵打了一枪负了伤，他上了手术台，嘴里咬着毛巾，忍着剧痛接受手术，她把毛巾从伤员嘴里取出来时，毛巾已经被咬出一个又一个洞。
杨寿兰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动员当地年轻人参军。由于杨寿兰一家现身说法，她的动员效果特别好，大家踊跃参军。部队奖励她一袋牙膏粉、一支牙刷。
在杨寿兰看来，带领全家抗日的主心骨是母亲李德英。在孩子们心目中，她是一个英雄妈妈。谁都知道，当地下交通员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李德英无所畏惧，她把重要的情报缝在鞋底，面对敌人搜查时总是沉着冷静。“她的记性也非常好，绝大多数情报她都是用脑子记的。”
家里的男人都上战场抗日去了，家里就只剩下妇女和孩子。有一次，一伙伪军敲开了她家的门。大嫂很机智，与伪军周旋。
“你们家的男人去哪里了？”伪军问。
“男人们都出去打工了，兵荒马乱的，不去打工哪里有饭吃。”大嫂回答。
伪军怀疑，这一家子可能有八路军，或是房子里窝藏八路军，于是拿出机枪，朝着屋里扫射，屋里有孩子，子弹就从孩子头顶上飞过，万幸没打中。
伪军要把大嫂带走审问，幸亏周围邻居纷纷出手相助，伪军这才没得逞。
在抗战那些日子里，日本兵到村烧杀抢掠，见男人要杀，见女人要强奸，杨寿兰恨透了日本兵。有一次，她亲眼所见，一个日本兵在村里追一名抱着孩子的母亲，欲行不轨。母亲跑不动了，她情急之下就把孩子放在地上，自己吸引日本兵的注意力。“她可能想着日本兵能放过孩子，两个人还能活一个。她不知道，日本兵竟然这么没人性，他跑到孩子跟前，一把抓起来，把孩子活活撕成了两半，孩子就只有一岁多，他还没有好好看过这个世界啊！那个母亲看到这一幕崩溃了，她跳河自尽了。”杨寿兰一提起这段往事，就忍不住流眼泪。
“过去的那段中国人惨痛的记忆，现在的年轻人千万不要遗忘，现在的和平年代，是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杨寿兰说。
亲眼见证“紫石英号事件”
1946年8月，蒋介石发动内战，围剿根据地，敌强我弱。1948年2月，党中央决定抽调根据地一部分地方干部，杨寿兰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1949年2月，杨寿兰随军南下，4月21日夜，随解放军胜利渡江。
解放战争时期，在杨寿兰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渡江战役，最难忘的经历是亲眼见证了“紫石英号事件”。“当时，我们看到一艘外国军舰，阻拦我们过江。”
1949年4月20日?，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 渡江战役前夕。我方对所有游弋在长江航道上的外国舰只发出通牒：所有外国军舰一律不得进入我防区内，在长江上的英国“紫石英号”护卫舰却对我方的通牒置若罔闻。
在英国人看来，中国人没有胆量向他们开炮，于是，在这种狂傲自大心理的作祟下，英舰“紫石英号”于当日拂晓大摇大摆地闯入了长江下游的扬州三江营江面，西路军团特种兵纵队炮兵第3团发现后立即开炮警告，但“紫石英号”蛮横地无视我军的军事警告，继续加速逆行，我军6门火炮随即开火，英舰“紫石英号”也开炮还击，经过数分钟的炮轰，“紫石英号”正、副舰长均负重伤，前主炮被击毁，舰体被洞穿，船舵被卡死失去方向控制，慌乱中的“紫石英号”仓促转向南岸却被搁浅在浅滩上，最后，无路可逃的英舰不得不挂起白旗投降，我军随即停止炮击。
此役，英舰“紫石英号”17人阵亡，20人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事件”。“当时大家看到这一幕，都很振奋，100多年来中国有一段屈辱的历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才真正挺直了腰杆，找回了自己的尊严。”杨寿兰感慨道。
铭记抗战历史，珍惜幸福生活
1949年5月，杨寿兰在温州地区任职，在永嘉县任妇联副主任兼法院副院长；1954年4月，她任温州地委妇女联合会办事处副主任。1955年8月，她调任金华地委农村工作部干部科科长、党组成员，1977年3月任地区妇联副主任，主持妇联工作。
1978年9月，全国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金华地区妇联副主任的杨寿兰，当选为全国妇联第四届执委。1983年11月，杨寿兰离休。
回顾自己的抗战生涯，杨寿兰一直都对党的培养和教育心怀感激，她认为个人成就离不开党的领导。母亲等家人的抗日精神对她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激励着她继续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
“希望年轻人铭记抗战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年轻人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为富国强军作出贡献。”杨寿兰对年轻人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
本报记者 许健楠/文 张辉/摄
打死一个日本鬼子就是保本
19岁参军保卫浙江
1924年，赵方元出生。14岁，从巍山芝山小学毕业后，年少的赵方元在家乡度过了几年悠然的生活。
“战争越打越紧，谁也无法幸免。”1942年正月，18岁的赵方元来到金华大桥头，加入了浙江保安司令部一团机动第一中队，成为一名机枪兵。
“我们先在大桥头训练，后来转到虎山训练。”赵方元介绍，机枪兵一组三人。“我们中队总共三挺机枪，我们还学习拆解机枪和组装机枪。”
刚到金华时，赵方元写了家书。“我给家里写信时是清明节，我在信尾写了四句。‘我在外乡做异客，今逢清明倍思亲。早知兄弟扫墓去，遍视全家少一人’。”因为有一定的文字素养，他还被领导挑中，短暂地当了会儿部队文书。
从天刚蒙蒙亮激战到中午
1942年5月，日军入侵浙赣地区。训练还没完全结束，部队随即上前线，辗转永康、武义等地设防。随着日军逼近，部队一步步退守到松阳，驻扎在一座山上。
赵方元迎来参军以来第一场战斗。只是年轻的他不会想到，在这场伏击战中，占据地形优势的部队，最终会被狡猾残忍的日军包围。
“守在山顶后，前半夜都没有问题。天刚蒙蒙亮，山脚下有几个戴礼帽的人上来，哨兵一问，对方没有回应，氛围很紧张，我们这边开枪，这几个人就逃走了。”赵方元回忆，估计那几个人是敌方探子，因为不久后，日本鬼子大部队就朝着阵地过来了。双方开火，赵方元从山顶往山脚疯狂射击，直到中午，枪声渐歇。
“我们只管射击，没去数打死了多少日本鬼子。后面，我们的机枪突然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出去。”赵方元说，武器差距太大，年纪大点的士兵已经意识到自己部队被包围了。“部队长官叫我们后退，飞机俯冲过来扫射、扔炸弹，我的腿也被弹片炸到。当时没啥感觉，经人提醒，才发现受伤了。”赵方元拉起裤脚，弹痕依旧很明显。
“打死一个就是保本，我们抱着这样的想法浴血奋战。没有武器就近身肉搏，这样他们的飞机大炮就发挥不了作用。”在兄弟部队的增援下，张方元所在部队实现突围，但队伍损失惨重，将近70%的战友牺牲。
把故事讲给下一代听
部队回撤后，赵方元辗转来到丽水云和。“听闻部队要改编，我跟部队长官请示了下，回到东阳，以做裁缝为生。”赵方元说，1945年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时，他在省外做裁缝生意。“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很振奋。”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父亲从小就给我们讲这些故事。那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视若珍宝。”女儿赵黛萍说，这些年常常有记者、志愿者等来看望父亲，老人很开心。7月15日，央视采访团队来到东阳市巍山镇，将镜头对准赵方元。
抗日的烽火已经远去，但这些保家卫国的历史故事，不会被时代遗忘。
本报记者 徐健勇/文 张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