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鲁明
老辈人说我们村里出过状元的，证据是祠堂梁上挂着块黑沉沉的旧匾。匾上“文魁”两字刻得深，金粉早被日子磨得只剩星星点点的黄。老人们一说起老祖宗饿肚子苦读书挣来的这块匾时，一脸郑重，好像我们这些后辈骨子里也该带点墨香。
可那时的我，哪懂什么墨香？肚子空了，满脑子就一个字：饿。
后山的蚕豆地，是我们这帮孩子的藏身窝。钻进豆蔓，十指齐动，掐开豆壳，豆粒倒进嘴，嚼两下，满口豆腥，空荡荡的肚子慢慢就不慌了。口袋塞鼓，衣襟再兜上一把，站起来沉甸甸的，跟揣了个小粮仓似的。
伙伴里头，野猫才最野。他爹走得早，娘也跑了，家里只剩个瞎眼奶奶。村里人嘴上骂他顽劣，背地里都心软。我们都怕挨骂，就他不怕——不是胆子大，是从小没爹没娘疼，早习惯了。
月光亮堂的晚上，我们结伴偷瓜。大家猫着腰，用手指敲瓜皮辨生熟——敲西瓜要闷声，敲菜瓜听脆声，是野猫才教的。他说他瞎眼奶奶摸东西，也这么敲。摘了瓜就跑，我腿短跑不快，凉鞋掉进泥里也顾不上捡，光着一只脚拼命跑，耳朵里全是风声、蛙声，和自己咚咚擂鼓般的心跳声。跑到晒谷场，掰开西瓜，红瓤黑籽，甜水顺着胳膊往下淌，脸上糊满西瓜汁。正吃得欢，野猫才突然停下，把最红最甜的那瓣瓜心，递到我面前，我吃了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后来凉鞋被人送回家里。我妈看了我一眼，就那一眼，我脸烫得恨不得钻地缝——偷个瓜能把鞋丢了，天底下还有比我更笨的贼吗？
可那块瓜，是真甜，甜了我半辈子。
红薯收完，我们去地里有些光明正大地捡。刨个浅坑，捡把干柴，把红薯埋进火灰里。可小孩子哪有什么耐心？等不了十几分钟就急着扒出来。烤红薯外皮焦黑，掰开一看，芯子还是硬的。咬一口，半生不熟，烫得咧嘴，可我们照样吃得狼吞虎咽。现在想想也挺怪，当年我吃了那么多半生不熟的东西，竟也没闹过肚子。
河边甘蔗长高了。我们钻进蔗林，抱紧甘蔗使劲一踹，“咔嚓”一声脆响。扛着甘蔗到河滩，用牙撕皮，嘴角常被甘蔗壳戳破，舌尖上漫开的血腥，混着甘蔗的甜，说不上是疼还是甜，就那么囫囵着咽下去。
我们也不全是野孩子。
有天晚上，看见徐老师屋里的灯亮到半夜。我们几个一合计，把偷来的蚕豆加盐煮了，装了满满一碗——那蚕豆是野猫才从自家晒匾里悄悄抓的。可谁都不敢去送给徐老师，在祠堂门口推来搡去，你望我我望你。最后还是野猫才一咬牙，把碗搁在门口，敲了两下门，撒腿就跑，比偷瓜时还慌。
徐老师大不了我们几岁，初中毕业，一个人教三个年级，晚上就住在祠堂偏屋里。他推开门，看见那碗蚕豆，愣了好一会儿，端进去，吃了。从那以后，蔗林里最甜的那截甘蔗，总有人悄悄放在讲台角上，他不问，我们也不说。
后来，我就离开老家了。
祠堂旧匾重新描了金，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如今村里的孩子吃得饱穿得暖，哪里懂我们当年为一口吃的在田地里疯跑。现在的超市，水果蔬菜要啥有啥，可我常常发愣——不由得想起那只丢在田埂上的凉鞋，想起晒谷场上的月亮，想起满脸瓜汁的傻样。
听说野猫才出去打工，苦熬多年，把村头到祠堂的土路修成了水泥路。徐老师后来考上中专，在城里安了家。
前几天，我家小子仰着脸笑我：“爸，奶奶说你偷个瓜还把鞋跑丢了？”
我揉了揉他的头，想骂，自己却先笑了。笑着笑着，酸意就上来了。
想想那时候是真苦，我要偷田地里的东西填肚子，野猫才连顿饱饭都难吃上，徐老师一个人守着祠堂教我们几个半大孩子认字。可苦中也有甜，是真甜——晒谷场上递来的那块瓜，黑夜里一碗冒着热气的蚕豆。
以前那些日子，藏在豆蔓深处、田埂尽头、火灰底下，比超市里任何东西都金贵。它们替我把那个光着一只脚在月光下拼命跑的少年，好好地留在了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