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月江
在一个多星期里，我断断续续读毕了海宁老乡唐吟方先生的《百年艺林广记》，受益匪浅。书中共1172条，短的不满百字，长的亦只千言。我喜欢读这样的随笔小品，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同事陈定謇曾送我一部郑逸梅先生的《艺林散叶》，从中知道了不少古今文化界名人的出身、作品、作派、爱好、掌故、人事关系、轶事趣闻等，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
我以为，唐吟方先生这部《百年艺林广记》，可以说是郑逸梅先生《艺林散叶》的“续集”。唐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曾任《文物》杂志编辑、《收藏家》杂志编辑部主任。他经常接触或采访文艺界、博物馆界、收藏界的名人，有机会观摩各种书画展会，跑的省市多，所见所闻多，旧雨新朋多。他善于发现，善于思考，勤于记录，三十余年日积月累，遂成此书。
唐吟方书诗画印皆精，一生从事采编业务，理论付诸实践，眼高手不低；视野开阔，接触面广；读画读字，鉴赏书诗画印，实话实说，见地中肯，自有主见。
如第1042条：“谢稚柳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最佳，才气喷薄，有作无一不佳，以才情论，花鸟、山水及人物皆胜过张大千。进入80年代后作品有粗率之习，时有不足观者。”
又如第1046条：“一个艺术家坦率地对另一个艺术家发表意见，有时候很难……钱君匋做人有时率性，有时世故，他一生见过无数大人物，对一个不认识的‘同社同乡’，如此坦直（庄按：钱“直言其印章太差了”），大概是吴、齐、黄、赵看多了，看谁都不行。但这样的话，他可以说，别人不行，当然也不宜提倡。”
再如第185条中，将漫画家米谷晚年“千鸭堂”的“鸭”，解释为“压”，即“千压堂”，乃“文革”中主人“千压不折”之谓。
读《百年艺林广记》，除了开阔眼界、丰富知识，书中提及的少许人物，令我感到亲切。有我熟悉的故乡先贤许行彬、宋云彬；有我到杭州读初中一年级时在图书室里借到的《猫叫一声》的作者、令我崇拜一生的丰子恺，而且他的内侄正是我同班同学；有我小时候经常见面的邻居米谷；有我的忘年交岳石尘、章克标、钱君匋；有我的好友陈伯良、顾永棣、陆子康；还有我的小学同学、西泠印社篆刻名家吴振华，以及近年结识的“西泠四老”之一林乾良，故乡画坛后起之秀章耀……读有关他们的文字，引起诸多联想。例如第222条讲“岳石尘画喜画麻雀，有‘江南雀王’之称。20世纪80年代自订润格，凡求麻雀者，按只论价。‘有求画者出一只半润金，岳老照画不误。图中麻雀一栖止，一翔云。栖者全身，翔者只露雀尾，首为竹梢所遮。’”由此，我想起了上世纪50年代，齐白石画的河虾曾风靡一时，还出了画片。齐大师画虾，也按只计酬，2元一只。若给8元润笔，他会送半只隐在水草里的虾。那半只，或见头不见尾，或见尾不见头。当时我在杭州读高中，住校，一个月伙食费8元1角。那时候名家的书画价格还算亲民，不像上世纪90年代以后被人为哄抬成百姓望而生畏的天价。就以岳石尘老先生的画来说，上世纪80年代他在老家濮院设摊售画时，一般五角至一元一幅，最贵的也只两三元。
同样，以下三条，都与当时的书画价格、书画艺术家收入有关，可作百年艺林书画界、收藏界“生计”视之。
第553条载，“文革”中期，北京东城府学胡同开设一室，陈列抄家所获文物图书，专供中央政治局委员及首长选购。经常光顾此地者有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康生精于文物，所得多且佳。江青最喜田黄、鸡血，所买以石章、砚台为多。据云，梁启超两枚自用印，章料系鸡血石，被磨去当普通石章出售，最低只值一分钱。故当事者感慨：“此有史以来文物最不值钱之时代。”
还有2002年翰海春拍，版本专场中有一件1953年1月至12月“中央美院教职员工工资册”，其中有徐悲鸿、齐白石、董希文、吴作人、李可染、蒋兆和等人领取工资签字。据工资册显示，当时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副院长江丰工资分别为1287474元（旧币，下同）、1486954元，齐白石工资最高，达1990040元。美学家蔡仪当时亦执教中央美院，工资1320680元。此为珍贵档案材料，由此可知当时中央美院教授的收入情况。
我亦在《宋云彬日记》中看到过他从北京调到浙江省政府当委员时的工资，1951年12月15日记：“今日省政府送来十二月份薪一百六十万三千余元。”
当时，为新政府所用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高薪。
第467条载：“‘文革’结束后，荣宝斋向各地中青年名画家征收国画，稿酬按每张5元计，每次多至上百幅。荣宝斋为国内驰名画店，其榜上有名者，表明已入当代名家排行榜。又，当时盛行无偿索取，画家作画多为义务，荣宝斋有酬劳，亦其引人处，画家乐为之。今荣宝斋营业厅所悬名家国画，若浙江卢坤峰、江苏徐源绍花鸟画类多当时征收，标值动辄七千、八千，二十年间画价翩然翻至上千倍。”
第1163条“庄一拂晚年穷困，常袋无分文，某次欲出王蘧常送其《顾亭林诗集汇注》换酒资，适遇范笑我。笑我说：‘书让给我。’遂以五十元易得王蘧常签名本”，庄一拂是昆曲作家、戏剧研究专家，嘉兴人。这也是一种“生态”，底层文化人的生存状态。
“除金鱼外，凌虚画泥鳅。此物古今画坛无人入画，凌虚首创。”读到第227条，我联想到1926年5月9日《晨报副刊·星期画报》刊出的王梦白、姚茫父作画，梁启超题款的《夕阳芳草见游猪》图。画家喜画走兽与家畜，纵观古今，几乎无猪入画。在徐志摩牵头的新月社一次餐会上，酒酣兴浓之时，梁启超讲起见过乾隆御制诗中有一句罕见的诗，他诵出前六字“夕阳芳草见游”，留第七字请大家猜，竟无一人猜中。当谜底亮出“猪”字，真是妙不可言！在座正好有王梦白与姚茫父两位画家，王梦白当即索纸挥毫，画出三只家猪，姚茫父补画夕阳芳草，梁启超题乾隆佳句于其上，一时传为美谈。
有意思的是，画泥鳅的凌虚是湖州人，画猪的王梦白是衢州人，两位都是浙江人。
艺术家钟情书画，往往“一根筋”，日常生活随意。如995条：“版画家黄新波某次去买鞋，归途发现只剩下一只鞋子，情急之下把手中鞋扔了。不料过了一段时间，鞋摊上的人追来，告其有鞋一只遗柜上，一路追赶过来。黄新波只好原路折回寻找另一只鞋子。”
读到这里，我想起2009年5月9日，与学兄王用钧相约，到杭州画家王广耀兄家用晚餐。酒兴正浓时，广耀兄拿出一双棕色皮鞋给大家看，问有何特点。他拿在手里，转来转去展示着。我等实在看不出这双皮鞋有什么特色。他将两只鞋底合在一起，差别就出来了，一只长，一只短，一只39码，一只38码。
广耀说，这双皮鞋已穿了好几年。穿的时候，总觉得一只合脚，一只太宽，在宽的那只里衬上两个鞋垫，还觉得有点宽。前些天在马路边擦鞋，擦鞋女说，大伯你这两只鞋好像不是一双的。广耀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鞋摊上挑选时，自己拿错了。要不是这位擦鞋女细心，还得糊里糊涂穿下去。
类似黄新波、王广耀这样丢三落四的书画艺术家趣闻，亦展现了其为人的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