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彤
在汉斯·季默那首著名的《Tennessee——田纳西州》（战争史诗电影《珍珠港》主题配乐）的旋律中，我翻开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原社长，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特别奖、鲁迅文学奖得主徐锦庚先生的新著《杜立特行动大救援》（浙江文艺出版社，2026年1月）。音乐与文字，影像与现实，在这一刻奇妙地重叠。与乐曲一样，灵魂深处的悲伤，渗透血液的震撼，也正是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想要传达的核心力量。
徐锦庚出生在衢州，成长于宁波。这两座城，恰与一段用勇气和友谊写就的历史紧密相连。衢州，是杜立特行动的关键之地，3号、4号、5号机组在此降落，多数机组在此集结。宁波，则见证了2号、6号、7号、15号机的迫降。徐锦庚这部新著的价值，远不止于对这段尘封历史的重新挖掘，更像是一次“考古”与“唤醒”的过程。他以扎实的史料与细腻的叙事，为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让那段惊心动魄的跨国大救援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一、影像与文字的双重叙事
本书的图片选择极具匠心，它们不仅是文字的补充、历史的回望，更是独立的叙事单元。那些在大黄蜂号甲板上拍摄的机组成员合影，每一张年轻而坚毅的面孔都定格在出征前的瞬间。获救后他们与营救者——那些中国农民、乡绅、士兵——的合影，则构成另一种震撼人心的画面：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陌生人，在战火中结成生死之交。这些影像，让“救援”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可以触摸的温度与丰富的表情。它们与文字交织，共同构建起一个立体、可感的历史空间。
二、纵横交错的叙事经纬
为何轰炸东京？如何执行？为何飞向中国？怎样降落？中国如何救援？日军如何报复？徐锦庚为这部宏大的史诗，搭建了一个精妙而稳固的叙事结构——纵横两线，可谓脉络清晰，叙事如绘。
纵线，是时间之轴。从珍珠港的弥漫硝烟，到白宫高层的绝密筹划，从大黄蜂号在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中启航，再到B-25轰炸机掠过东京上空的30秒复仇时刻，最后落笔于中国东南部、浙闽皖赣四省山区的紧急动员与英勇救援。这条线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层层剥茧，将一场复杂行动的全局脉络梳理得清晰如掌纹。
而横线，则是空间与命运的铺陈。它展开如同一幅巨大的地图，将16架飞机、16个机组的命运同步展开。徐锦庚并未笼统地叙述“机组”，而是让每一个编号机组的背后，都站立起一个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他将7个相对“幸运”的机组命运归拢叙述，同时将两个遭遇不幸的6号与16号机组并列，形成强烈的命运对照。至于那个飞至海参崴的8号机组，则被单独列出，成为这场宏大叙事中一个充满意外和悬念的孤章。这种结构，既有编年史的严谨，又有小说般的张力，让读者在历史的洪流中，不仅能把握时代的脉搏，而且能凝视个体的微光。
如此，读者既能俯瞰历史全貌的“森林”，也能触摸到每一棵“树木”的生命纹理。让宏观历程与微观命运同步展开，让每段故事都能找到精确位置，既再现历史现场的同时性，也透过命运分岔，感受战争的无常和救援的可贵。
三、细节见魂：历史的“考古现场”
在16天的一次通读、一次精读过程中，我注意到徐锦庚在细节考证上的功力。“理解历史，需心怀谦卑。”杜立特行动已过80多年，无当事人、无目击者，所有材料皆非一手。他不辞辛劳，研读大量文献，审辨他人研究成果，结合实地寻访，验证每条线索，推敲每个细节，力求史事符合逻辑。这一切，绝非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一场严肃而又严谨的“历史考古”。例如，关于谁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电这一公案，徐锦庚以确凿证据，将功劳归于曾经留学日本的谍报人员池步洲，而非流传甚广的江山籍军统女将军姜毅英。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不仅纠正了一个历史传说，更展现作者“求真辨伪”的史学态度。他敢于将那些“经不起深究”的牵强之处特意拎出，着意考证——如第21页所提，为何在已经掌握日本偷袭情报之际，美方依然坐等日军进攻珍珠港？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诚实，远比塑造一个完美无瑕的叙事架构更为可贵。
细节的力量，还在于它能将读者瞬间代入现场。出征前，训练时，官兵们将写有中文求助信息的布条缝在飞行服内，以期当作“护身符”；而致命的疏忽在于，他们竟未接受过系统的紧急跳伞技巧训练；一个标错的地图位置——将“衢州”“处州”标错位置——几乎酿成灾难……这些细微之处，如同历史肌理上的毛细血管，让我们触摸到那个时代的仓促、勇气与无处不在的偶然。
四、从东京到衢州：命运的交叉点
作者对“东京上空的30秒”着墨精炼，将其定义为“史上最伟大的心理战之一”。而真正的重头戏，在于轰炸之后，在中国战场的紧急迫降与生死救援。作者笔锋一转，将我们带回到中国。我们看到杜立特的临危受命，看到郭沫若参与编写的百万份“纸弹”（传单）从天而降，更看到早于杜立特数年便驾机“轰炸”过日本本土的中国英雄——徐焕升。历史的伏笔，一一在此埋下。
而所有命运的线索，最终都汇聚于一个地点：衢州。同时，那座始建于1926年、在战火中不断被修建、破坏、修复、扩建、再轰炸的衢州机场，成为这场跨国救援的地理心脏。徐锦庚对故乡的深情，化作对这座机场命运多舛历程的细致描摹。当幸存的飞行员们最终在衢州胜利会师，在汪村的石头餐厅留下珍贵合影时，一段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便在硝烟与古城的映衬下被永久定格。
五、微光与伟大：普通人的史诗
本书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对一场场“接地气”的大救援的描绘。徐锦庚深情地提到“7个幸运机组”获救的细节：国难战乱之际，基层组织（保长、县长）仍在有效运转；受过西式教育、会说英语的刘同声充当沟通的桥梁；物资极度匮乏的山民，一边可能出于好奇“抢走”飞机和飞行员身上的新奇物件，一边又毫不犹豫地拿出仅有的玉米、地瓜、鸡蛋来款待这些“天降奇兵”。
最令人动容的，是那份超越物质和文化的慷慨。绍兴军政要员裘时杰将随身佩戴的一块作为传家宝的汉代玉佩，赠予2号机机长胡佛；11号机组人员，与歙县军政官员在古老的太平桥上合影；一句玩笑，换来的是一瓶稀罕的上海牌啤酒……这些细节，没有丝毫的煽情，却充满人性的温度。
书中还铭记另一位“微光”人物——曾健培。这位当年的营救者，在半个世纪后万里投书，重新串联起这段历史，其努力直接促成后来的一系列纪念活动。
这一切告诉我们，这场伟大的救援行动，正是由无数个普通人在瞬间做出的善良选择所构成。作者在《后记》中致敬的“历史中的微光和伟大”，正是这些在乱世中依然闪耀的人性光辉。
与之形成残酷对照的，是作者以同样冷静的笔触，揭露日军的疯狂报复与惨绝人寰的细菌战。同时，徐锦庚仔细查阅浙江省档案馆的原始呈文，探究“十名壮丁究竟有没有被枪杀”的真相。这份对历史黑暗面的不回避，让光明的部分显得更加珍贵。
六、“现代进行时”：沉浸式的历史书写
全书的叙事，被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现代故事所包裹——那把从中国江山村民廖明发手中，传递给美国女子苏珊·奥祖克的钥匙。这把钥匙，打开的不仅是一栋尘封的老宅，更是一段被时光湮没的跨国情谊。徐锦庚巧妙地将个人叙事、家族记忆与国家历史缝合在一起。他提及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演讲中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并提炼出“和平、合作、共赢”三个关键词，让80多年前的救援故事，在当下的国际语境中获得新的共情与共鸣：虽然国际风云变幻，中美关系起伏，但二战期间两国曾是盟友，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友谊的种子，哪怕深埋于战火灰烬，也能破土成荫。
本书的代入感极强，这种沉浸式的历史书写，源于徐锦庚运用“现代进行时”的笔法。他仿佛一位手持摄像机的导演，带领读者穿越时空，亲临每一个决策的密室、每一次起飞的甲板、每一处迫降的山谷、每一段情景交融的对话……他的求证过程，往往虽是简单的几句话，但费了很多的心血。这种举重若轻的叙述，背后是对浩瀚史料的细致爬梳与严谨考辨。
在宏大叙事与个体故事间，徐锦庚倾力建立“叙事引力”。纪实文学不同于新闻、论文或考据，其核心始终是故事。没有故事，便没有灵魂。引导读者“入戏”，需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徐锦庚秉持“史实坚决忠于原貌，细微处可适当渲染”之原则，重在场景、细节、故事与渲染，也重在表情、心理、动作与对话，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使得这本厚重的历史纪实著作，读来却毫无滞涩之感，反而有一种小说般的流畅与吸引力。
而我作为记者，曾在1993年、1994年接待书中提及的关键人物穆恩先生，并撰写相关新闻特写《九万里远客》的经历，也让我在捧读这部作品时，更增添一份亲历者的温度与传承的使命感。合上书页，汉斯·季默的旋律仍在耳边回响。《杜立特行动大救援》不正是一部用文字谱写，关于勇气、牺牲与人性善意的宏大交响曲吗？
徐锦庚在第416页写下的那句——“光阴荏苒，一位又一位老飞行员，消逝在岁月的星空中”——充满着文学的感伤与历史的慨叹。星辰会陨落，但历史终将被铭记。这部作品所做的，正是打捞那些即将坠入永恒黑暗的星光，将它们重新排列、擦拭、点亮，织成一幅横跨大洋、纵贯历史的壮丽星图。它让我们相信，在战争的宏大叙事与国家的利益博弈之下，永远流淌着普通人之间最朴素也最坚韧的善意之河。
这，或许就是历史给予今天最珍贵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