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泉子
如果把母亲的圆子比作一首由多声部组成的音乐，则我们常常在这首歌中相逢。
那天，接到儿子的电话，说他回来了，让我去奶奶家吃晚饭（往日都是父母给我打电话）。走到门口，就听见屋子里闹哄哄的，还有小娃儿的哭声。我甚感好奇。
客厅里挤满了人——站着的，坐着的。大圆桌边的长沙发上还支着学步车，一个女娃娃戴着一顶黄颜色的线帽坐在里面哭闹，还有几位陌生人朝我点头。
“红包，红包，”姐夫嘻嘻哈哈，“当爷爷啦，把红包掏出来。”
“会的，会的。”我边笑边往大衣内袋里摸，“要得。”我的四川话逗得满屋子大笑。儿子打趣：“这是哪门子四川话？”
我说：“改良版。”
“危险赞。”姐夫笑道。姐夫就喜欢搞些气氛。
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我朝两间里屋张望，见父亲双手插在棉袄袖子里，坐在床沿，电视机开着。父亲并没有盯着荧屏，而是脑袋耷拉着，半闭着眼睛，像一尊老佛伲，头都快垂到胸口了。咦？过去每回去父母家，总是父亲在忙进忙出，不时抽闲与我们聊上几句，今天却是怎么啦？
大圆桌上摆满了食物：水果、瓜子、冻米糖，母亲最喜欢吃的蜜枣装在一只棕色莲花状的塑料糖果盘内；一只带烟囱的铜火锅冒着热气，熟悉又陌生的场景。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父亲今年已经九十三岁高寿了，母亲呢，身体也很好，也快到我们当初许下愿望的年纪了；我的儿子也大了。今年元宵的时候，他一边吃着奶奶做的元宵，一边摇晃着脑袋，说：‘下次我来给奶奶做元宵。’”
我听见阳台上母亲唤我的声音。
母亲的手在阳台铁花架上种着“百宝”的搪瓷盆上来回忙碌，掐小葱，薅大蒜。我走近，母亲却不说话了。我摇了摇母亲的臂膀，却很轻——母亲整个人消失了。
原来是做了个梦。
昨天，我也做了个梦。“起床了，起来吃圆子了。”母亲喊我。太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八仙桌上的大碗里热气腾腾，小表哥拿着铁瓢羹在喂小妹吃东西。我一个翻身，飞快地穿上毛衣、棉袄，再套上棉裤。
“这不是圆子，这明明是小圆子。”我说。
“你不懂，”母亲说，“海宁人把这也叫作圆子。”
——脑袋炸裂开来。父亲、母亲、姐姐、妹妹再次出现——这次，不是在梦中，而是如泉水般汩汩冒泡，在时间的缝隙里与我相逢；那是历经沧海桑田也无法泯灭的印记。我流着泪，努力回想我们一家人与母亲的圆子有关的故事。不过，我更愿意把这些往事，称作我家的“历史档案”。
1980年元宵节，这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日子，姐姐从知青成为一名工人。
窗外雪花纷飞，大地却孕育着勃勃生机。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祥和的笑容。一大早，母亲就忙碌开了：洗净赤豆，磨好芝麻、花生。吃过饭，母亲笑吟吟地说：“开吃！”
这次我却没吃，只是看着小妹吃——小妹已经十岁了。姐姐说：“有得吃不吃，没得吃反倒抢！”一家人欢欢喜喜，好不热闹！
时光回溯：1970年春节，母亲带着我从老家海宁回来，终于到家了！父亲却不在家——出差去了。母亲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等情绪平静后，母亲从瓦罐里取出米粉，做了小半锅不带馅的圆子。我和姐姐一人一碗，母亲只象征性地盛了一点点。她往姐姐碗里放了小半勺红糖，往我的碗里舀了大大的一勺白糖，而她自己的碗里，什么也没放。我饿极了，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完又死死盯住母亲的那一碗。姐姐说：“你真馋嘴，妈肚里还有小妹妹哩！”母亲轻轻拍拍我的小脑袋，温柔地说：“吃吧，吃吧。”
这个镜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它之所以温暖，是因为寒冷的日子里有母亲的温度；小小的圆子甜在嘴里，母亲就像那甜甜的圆子，让我和姐姐、妹妹惦记了一辈子。父亲在世时曾说：“你妈妈只有一样做得好——圆子烧得不错。”
以往，我总愿意回想母亲做圆子的时光，回想一家人围坐的模样。有些场景历历在目，多数却已淡忘，可这丝毫挡不住我对旧时光的眷恋。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六个年头了。我想起有一次吃圆子，母亲说起姐姐在农村的日子，忍不住落了泪；还有一回，她的侄儿来家里，夸母亲的圆子好吃，母亲笑得格外灿烂，真像一朵盛开的梅花。
母亲，我想告诉你：谢谢你那一碗碗温暖的圆子。因为有它，我们一家人，得以在时间里常常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