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缪小俊 整理：汪晨云
春节假期，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寻宝”机会。我背上拓包，装着各种型号的刷子、塑料膜、自己调配的墨汁等工具，走进常山市井、山川与村落，寻找古人的印记。
这印记，是他们刻在石头上的字迹。即便经过岁月的洗礼，他们依旧发散着迷人的色彩，承载着当地的历史与文化，它们驱使我一次次迈开脚步，四处寻找。
这些年，我寻找到许多摩崖石刻，把石刻上的文字一一拓印下来，并且尽力去查找历史资料，考证其背后的故事。
去年的11月10日，我在常山县文化馆首次举办了个人拓印展“隐山集”。展览吸引了很多人，中国国家版本馆浙江分馆的工作人员也特地赶来，拍摄了本次展览的部分作品。
我是怎样踏上拓印石刻的路的？听我细细道来。
摩崖石刻是山林之气最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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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80后，在常山县实验小学担任美术教师，是土生土长的常山人。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常山是一个被绿水青山环绕的县城，我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所以更爱大山、更爱山林之气。
山林之气成为我偏爱的审美意向，也显露于我的外在，我写书法时，也倾向于表现这种审美趣味。
小时候，见到老宅厅堂悬挂的书法对联和各种农具上书写的书法，我非常喜欢，于是对书法产生了浓厚兴趣，但苦于儿时身边没有专业的书法教师，只能自己摸索。年长些以后，才有机会得到张良生、汪贤林等师友的帮助和指导。
2000年后，我得以通过网络报名中国美术学院教师的书法课，再线下奔赴，精进自己的书法水平。这样的日子，我持续了近10年。
后来，我不满足于学习经典书法，还把目光对准了民间书法。民间书法以其鲜活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由于民间书法主要来源于日常实用书写，所以会让我觉得更加拉近了与书写者的距离。
民间书法有很多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保存主要依赖于石刻。石刻禁得住风吹日晒，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都不会褪去，斑驳的石纹和自然风化的痕迹，为原本的文字增添苍茫和幽深的金石气，这种气息很吸引我。
我有个朋友一直跟我学书法，还会经常去拓印摩崖石刻。一次，他把自己拓印的石刻带给我看，我一看就不禁感叹一句：“不得了，实在太好了。”它让我一下入了迷。于是，我开始跟着这位朋友一起学着拓印，去寻找散落在常山各个角落的石刻。
第一次亲手拓印，是在202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距离自己工作室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两块被遗落的石碑，其中一块被树紧紧地缠着，树根穿进了石缝。因为看不见石碑内侧究竟写了什么，我拿出手机，从缝隙中伸进去，拍到了上面的字迹。
拿出手机翻看照片时，我兴奋不已，这上面有石刻。后来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两块原本叠在一起的石碑被完好地分开了。我才终于看清，两块石碑一块高1.9米、一块高2.3米，每一块都有上千斤重。我先后把石碑清洗了好几遍，犹如手机贴膜前努力清洗屏幕一样，生怕有一点沙石留在石面上，让我无法完全拓印下石刻、石头纹理的样子。
我把宣纸覆盖在石面，用刷子刷好字口，用拓包层层上墨，整整花了六个多小时，终于拓印成功。
当“赵文炜书丹”五个字在纸上清晰显现时，我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惊讶，石碑上的内容成为了常山1800多年建县历史的重要见证，还进一步丰富了常山在水利与儒学教育方面的史料。
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与古人“对话”，对我产生了很大冲击，让我更加坚定地走上了拓印石刻这条路。
以真实存在的碑刻为历史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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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时结伴而行，有时单独行动，先后发现了20多处摩崖石刻，分别在白龙洞、赵公岩、龙山等地。这些隐藏在山林间的石刻，让我深刻感受到其中的山林之气，让我为之震撼。
在白龙洞，我们发现了非常重要的石刻，那是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赵之谦留下的，刻着“咸丰丙辰五月八日，长洲陆世瀚、会稽赵之谦、溧阳王晋玉游其里”。这些石刻，到现在还很清晰。从年份上推断，当时赵之谦28岁，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书法篆刻风格，从石刻上可以看出他风格的变化以及学习书法篆刻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现存的赵之谦30岁之前的书法刻石作品是很少的，所以这一发现是对赵之谦早期作品的补充，同时也是对县文史资料作了进一步补充。
在古时，石刻还是记载桥梁建造、重修过程最直接的史料，很多石刻上会明确记录桥梁的建造时间、主持者、主要捐资人和工匠等信息。常山有一座金川大桥，古时是紫港浮桥，是目前记载的常山江上最早的桥。桥头竖立着一根八面石柱，仔细看上面有刻字，这根石柱是常山本地的一种麻石，历经几百年时间，风化十分严重，字迹不易辨认。我经朋友的帮助，找到了这个石刻，并把它拓印了下来。
你看，我挂在墙上的这幅就是我拓印下来的作品，上面写着：“皇清乾隆十二年岁在丁卯……”我拓印出来之后，县志上关于这座浮桥上的记载也更改为乾隆12年，并且根据石刻内容，大家也了解到当时造浮桥的资金还是众筹的，间接了解到了造桥历史。
在拓印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清代诗人、画家、学者汤贻汾的诗集里面曾提到过“一线天”，就在常山的龙山上，我们在那找到了他刻的 “琴台”两个字。那块地方刚好相对平坦，石台高耸石间，视线开阔，很适合坐着弹琴。石台上有两个天然小石洞，在他诗集中也有记录，汤贻汾称之为“炉”，可以用来插香、焚香。所以从这可以看出，汤贻汾不仅来过这里，还曾在这里弹琴焚香雅集，不得不感叹一句“古时文人真的很优雅”。时隔一两百年，当我站在那个石块上时，犹如在与汤贻汾时空对话，我仿佛可以看到他在我面前抚琴。
在寻找和传拓过程中也时常会有意外之喜，比如在一处石刻旁边突然发现被泥沙和苔藓掩盖的新刻石，这会让我兴奋许久；也会常常因为文献记载某处存有刻石，却反复搜寻不得而感到遗憾，如赵公岩记录北宋“钱顗石刻”，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寻到。
从目前发现的众多石刻来看，常山在古时还是蛮受文人墨客欢迎的，很多人都曾在常山留下墨宝。这些石刻，丰厚了常山的历史文化底蕴。
寻找石刻背后的故事，我整理出一叠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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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拓片是来自古代的“提问”，那么题跋就是当代人掷地有声的“回答”。
题跋在中国书画碑拓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价值，是通过文字表达个人艺术见解、情感与时代思考的重要方式，使历史成为文人参与和对话的开放空间。拓片与题跋结合，这样的跋文对当地文化的挖掘与传承更有意义。
于是，朝着这个目标，我每发现一处石刻时，就尽力去查找更多的历史资料，来考证其背后的故事。
例如，明朝著名官吏、诗文作家方豪是开化人，但他曾多次到常山，并留下过石刻。在白龙洞内就发现了三处他的刻字，其中有一处石刻，是朋友首先发现了三行，直到多年之后，我们才发现后面五行被厚厚的泥浆和苔藓覆盖了。我们反复清洗了好几遍，最后终于拓印了出来，但非常遗憾，里面有些字刻痕和石纹互为交错，漫漶不清很难辨认。
后来有位在杭州工作的“清兄”，他对石刻也很感兴趣，我俩就约定了拓印出来之后一起认字。最终，我们确定这是嘉靖元年6月9日刻下的，有方豪、陈生等人在白龙洞的一场雅集。
我把拓印的过程，方豪等人的介绍和发现时的故事都整理成了题跋，附在拓片之后，让看见这件作品的人对石刻内容有更多了解。艺术评论家巫鸿曾说过，题跋是中国文人“在历史中加入自身声音”的传统。写跋文的过程不仅是考证，还要有评论，引导参观者去“阅读”这块石头，将一块冰冷的石刻，还原为一个有温度的历史场景，一个有关家族、信仰、审美的故事。
我也认为，只有当普通观众都可以清楚地明白石刻之人为什么会在常山留下石刻，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留下的，想纪念什么？代入到那样的情形下，观众才会产生时空交错的感觉，从而对石刻产生兴趣。
为了做跋文，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我也希望有朝一日，我的这些跋文可以整理成书籍出版，书中有我自己对石刻的理解，版式设计有我自己的审美，把我想展现的都展现在大众面前，也便于能与更多拓印爱好者交流。
用拓印宣扬传统文化，有很多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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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拓印了60余件石刻作品，我把其中6件捐赠给了我所任教的学校，长年悬挂在学校长廊里，我想让孩子们可以随时看见拓印、看见石刻。
为了让下一代可以接触到优秀的传统文化，我时常把自己买来珍藏的拓片以及自己拓印的拓片，带到学校，在课上跟孩子们分享。不过，我知道，拓印这一传统技艺了解的人不多，很多孩子都不能看出拓片的好与差。但我觉得，见过了，总比没有见过的好。就像撒下一片种子，总有一两个结果的，如果我能收获到那一两个果实，也是非常幸运的。
不久前，就有两名我的学生在毕业多年后来我这，看着我满墙的拓片，他们说非常喜欢。看着他们能够从拓片中感知到传统文化，我非常欣慰与自豪。
去年的11月10日，我在常山县文化馆首次举办了个人拓印展，我把它取名为“隐山集”。我挑选了40多件自己的拓印作品，在展览中展出。
第一次展览，我既激动又紧张，担心参观者不喜欢，担心无人问津。好在，展览非常顺利，开展当天就来了很多人，有各地赶来为我撑场子的好友、有周边循声而来的市民游客，也有衢州和杭州文化界一些名人。“这是地方历史文献，也是有价值的书法文献。”“想不到、震撼、不容易，想不到的是常山民间还留存有这么多的遗迹和文化记忆；震撼的是你能把这些珍贵的遗存拓印岀来；不容易的是寻找的过程，想必是走村串乡、翻山越岭的寻访化了你不少的心血，你功德无量。”……不少参观者在我的展览报道里留言，我看着评论，心里非常暖。
后来，中国国家版本馆浙江分馆的工作人员还特地赶来，拍摄了本次展览的部分作品，他们说会作为国家书学文献资料出版，并永久保存。
拓印石刻初期是我的个人爱好，但越是深陷其中，我越明白独乐不如众乐的道理。我是教师，传道授业是我的天职，把这份传统文化通过我的双手传承与发扬出去，又何尝不是我的责任？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相信，常山还有许多石刻等着我去发现、去拓印，历史文化需要被更多人看见。我清楚，拓印这项传统技艺，需要我们青年来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