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舟
儒家自孔子以来就严“义利之辨”，但是，儒家并不因此讳言“利”。“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儒家强调与重视的是“利”的获取条件，强调“道义”在利益获取以及分配方面的优先支配权，必须在“义”的前提得到确立的情况之下才能寻求“利”。“见利思义”，言简意赅。宋代开启了古代中国的历史新时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就认为：“11至13世纪，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与前代比较，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显示出根本变化。不仅是程度上的变化（如人口增加、生产普遍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增长……），而且是性质改变。政治风尚、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经济形式均与唐朝这个中世纪的贵族帝国迥然不同。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是近代中国的特点。”（《中国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传统的“农本商末”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这就使一向耻于谈“利”的士大夫阶层的观念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他们开始对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有了新的思考，重新考量工商业的社会价值。南宋、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为迅猛，传统的本末观念在士大夫头脑中发生了质的变化，士大夫整体已从视工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中擢拔了出来，对千余年来流行的农本商末的观念作了彻底的否定，工商业不再被视为可有可无之末业。“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陈亮语）他们试图公平地看待全体社会成员所从事的劳动。“古者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聚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陈耆卿语）工商业相对于士和农，不是“末”，而同是“本”，“工商皆本”（叶适语）。由此，那种无根据地鄙视工商业、轻视工商业从业人员的态度与做法也受到士大夫的质疑。“义以道利”被认为是正当的、可行的，“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叶适语）他们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反对将“义”“利”对立起来看待，主张两者的平衡与辩证统一，肯定物质价值的合理性，承认物质价值对于维系与促进文明增长与人的自身幸福的有效性。
《南孔儒商史》从儒商之概念与历史演变入手，解析其内涵与基本内容，并进而探究孔氏南宗的形成发展与以衢州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文化影响力，剖析了南孔文化对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以及在推动儒学之于江南经济社会演进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该著作全面阐释了南孔儒商的历史成因，从地理环境入手，扩展至水陆交通体系的分析，并对浙江西南一隅的儒学文化基因作出了较为透彻的阐释。自南宋高宗建炎（1127—1130）立国，孔子48世孙、衍圣公孔端友率近支族人南渡定居衢州，是为“孔氏南宗”，距今已过去900年了。从那时起，衢州素有“东南阙里、南孔圣地”之美誉，是南孔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南孔”与“北孔”构成了“双峰并峙”的文化奇观，正所谓“大道南来，自是孔门正脉；衢江东去，同于洙泗渊源。”（舒大刚语）习近平总书记教诲：（南孔文化）在浙江的历史文脉传承中具有独特优势，对于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一定要倍加珍惜、发扬光大。《南孔儒商史》恰恰就是有鉴于实现南孔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历史和现实赋予的重大使命与职责而作出的相应贡献。该书以历史时间为经，讲明古代（主要是南宋以降）儒学价值观与思想文化对儒商的影响；以衢州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域环境为纬，考察南宋以降南孔儒商的发展演变。对此间的水陆交通、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发展情况及其附属于实业的税赋情况作出了系统性的梳理与总结。对南孔文化形成后的思想张力以及作用于工商业的实际情形更是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阐证。显而易见地，这是对浙西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我们知道，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历史中的重要现象，江南由此成为传统中国的重要区域，并在改革开放后始终引领中国发展。长期以来，江南研究是海内外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呈现出由经济研究向社会、文化研究推进的态势。儒学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江南儒学这样的特有概念和研究领域具有历史的学理依据。这一方面涉及儒学的江南性质与特征，另一方面则与江南儒学的历史源流相呼应。以衢州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域也是江南儒学活动的有效空间。江南儒学在其流变过程中，孔氏南宗所起到的作用被忽视了或被更大的光环，如学术思想界的人物（王守仁、黄宗羲等）所遮蔽了。《南孔儒商史》则以南孔儒商的活动为核心，提取南孔文化的历史影响，并将这种影响的研究面相锁定在推动国家意识、推动区域社会和谐发展与推动儒学在江南演进等层面，打破了一般商业史与经济史的述说格局，从经济与思想文化的互动中把握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从这种互动关系的论说中起到深化经济史研究的作用。
与此同时，《南孔儒商史》对南孔儒商的历史演进过程的叙述与解释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对宋元、明清与晚清民国各时段南孔儒商的作为以及历史贡献均作出了全面的介绍、总结与成因的解释，既展现了历史的厚度，也体现出本书作者良好的思辨能力与视野的广度。著作不仅选题精确，而且结构层次分明，叙述逻辑清晰，内容丰富，表达流畅，是近年来较好的一部地方史研究著作，它的问世，相信能够得到相关专家的关注与肯定。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二级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