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庆文
年糕，当今太普通的食品，却承载着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年糕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稻作，一路从周代的米糕、汉代的稻饼或糍、唐代的玉粱糕走来，到明代，年糕名称首次出现，以糯米为主料，为春节食品，寓意年年高升，也由此成为全民喜爱的节日食品符号。
在古代，甚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年糕还是奢侈品，老百姓只有春节时才可能享用，比如衢州人早先一段很押韵的顺口溜：“过年过节，弄点七七（吃），年糕蘸蘸糖，多少好七。”
我第一次品尝年糕，也是在春节时，上世纪60年代前期我学龄前。父母是教师，一家人挤住在衢州二中的员工宿舍，烧吃只能到隔壁的盥洗室，煤油炉搭在水龙头下洗衣用的水泥台板上，简单烧些食品。那时还没温室效应、全球变暖这些词，冬天特别冷，一天早晨，我还在被窝里，母亲把一碗白糖炒年糕送到床上。我要起来刷牙洗脸，她说就披着衣服在床上吃。我有些疑惑，要在平时没刷牙吃东西肯定不行，可白糖炒年糕的香味扑鼻而来，我没想许多就吃了起来，那香甜的味道一辈子记住了。
到了上小学，我寒假去嵊州外婆家，好奇那里的年糕怎么是圆柱形的，很粗笨的样子，泡在水缸里。说起年糕浸泡，也是一门学问，一定要用冬水，开春后再浸泡，年糕就坏了。还有，年糕刚做好是软的，要晾干后发硬了才能浸泡，否则就糊了。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
年糕的制作，其实很费时费力，要经过选米、浸泡、磨粉、蒸煮、捶打、切段定型等工序。第一次看到制作年糕，是在初中寒假。二中的邻居发小同学一家是上海人，喜欢吃糖炒或糖拌年糕，但上世纪70年代，年糕需凭票在春节期间供应，数量有限，去粮店晚了还无货。也不知他母亲怎么打听到龚家埠头有年糕加工点，就买来糯米，让我们送去加工。龚家埠头当时是农村，在现今西安门大桥往西区方向右边桥下。我们从二中步行至此，被告知要两三天后来取成品年糕。第三天下午两人带着原先装糯米的布袋再去，场面很热闹，室外泥地上，许多人围观几位加工人员抡起木槌在三四个石臼里捶打年糕，一下一下地反复用力击打，衢州人叫这事为“锵年糕”。
等到我们取年糕时，天早已暗了下来。尴尬的是，加工人员看我们提着布袋，说这怎么装得下。他们很善良，借给我们一只箩筐和一根扁担，说你们抬回去吧，明天还回来就是了。不记得我们带去了多少斤糯米，但做年糕要充些粳米，要加水磨浆之类，成形的年糕肯定比原先带去的糯米要多得多，足有半箩筐。教书的父母辈可能不懂这些，我们初中生更是不懂。
更有意思的是返回二中的事。那时教师宿舍在校园内，不像现在与校园分开另成宿舍区。木制的两扇学校大门，比成年人高些，大概两米多，大门边上是一扇小门，连着简陋的传达室。寒假期间，大门小门关得早，两人抬着半箩筐年糕，到了校门口已是晚上8点多，怎么叫门都不应。总不能在外守一夜，正练着体操的我，弹跳好，动作轻巧灵敏，常攀越学校围墙到衢江边走走，便对发小说翻门进去就是。我一个纵跳摸高就攀上了门顶，再两腿夹骑在门顶上，垂下一只手臂，让发小把箩筐提起来递到我手上。我提起箩筐在门顶搁着扶住，然后让发小学着我样上来。他一向文气，对翻墙攀门这种“鸡鸣狗盗”之事向来不屑也从未干过。但这时候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战战兢兢跳爬上来，骑在门顶。所幸的是，大门背面中间有很粗的凸出门档可踩，我让发小踩着门档先下地，我则一手抓着门顶一手提着箩筐下垂，递到他举起的双手上，人再落地。一顿折腾，大功告成。此事在当时感觉蛮好玩，现在想想，还是十四五岁的少年，要把半箩筐年糕单手攀高提上提下的，还真印证了人的应急能力够强。当然，这也含着那个食品短缺时期的些许酸楚。
如今，菜市场、超市随时都有年糕，还专门有切了片卖的。年糕也衍生出了众多品种，诸如桂花年糕、粳米年糕、红糖年糕、杂粮年糕、“年糕胖”等，天南地北花式繁多。很多餐饮店也常年有炒年糕，青菜炒的，鸡蛋炒的，肉末炒的，五花八门。但我最留恋的，还是孩提时的那碗糖炒年糕，直到迈入花甲之年，老母亲也故去多年，每逢冬天自己还时不时地炒上一小碗，就着热粥吃，既简单又香甜，也终于恍然大悟母亲那时为什么让我就在床上吃：这东西必须趁热吃，一冷下来就发硬。这是糯米特性使然，硬到可做成城墙砖当应急储粮，传说这是春秋时期伍子胥干的事，但用糯米作为黏合剂砌筑城墙在古代是真事。
欣慰的是，年糕的制作技艺已被我国多地列入非遗，柯城九华的手工年糕制作技艺就是一例。这并非没事找事，农耕文明和传统饮食文化在百姓心中镌刻下的记忆，哪怕当今食品再丰盛、再全球化也是替代不了的，一如母亲的那碗糖炒年糕，一如龚家埠头“锵年糕”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