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越华
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又近冬至，忽然忆及父亲。
父亲今年99岁，虽然辞世已经31年，但似乎从来不曾离开。大哥的忠孝俭朴，二哥的木讷宽厚，姐姐的勤劳豁达，妹妹弟弟的坚韧耐劳，无不叠印着他的影子。依照老家习俗，今年该为他做次百岁寿。目不识丁的母亲贤惠开明，生前曾淡淡交代：“不搞那么繁琐，兄弟姐妹几个你墨水喝得多，写几句话烧给他就好。”
1949年家乡解放，父亲23岁。由于师从村里裁缝店的“老板娘”学过两年算盘，顺带认识了几个字，算是“贫农知识分子”，遂被推举为“农会先生”。随着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农村社会组织的变迁，父亲从“农会先生”变成了大队会计、村会计，并一直做到去世，还一度做过几年乡社队企业办总会计。
父亲有两样本事闻名乡里，一是“锄艺精”，一把锄头能耍成“花”。他往庄稼垄里身一躬，一阵阵节奏明快的“切嚓切嚓”锄地声便如悦耳的音乐响起，庄稼根部的泥土逐次从板结如石变得疏松透气，奋力拔节的玉米，执着向天空攀登的豆苗和默默积蓄力量的番薯藤，纷纷如春风荡漾中的少女，舒展开曼妙的身姿，满枝满叶透着青春的惬意和幸福，写满对秋实的期待。还有一样是他的“算盘神”，闭着眼睛能把加减乘除打成“哆来咪发”。那情景，在我许多年之后读到庖丁解牛便每每生出无尽的共情。每年临近春节，父亲开始为生产队做“年报”。那时他端坐桌前，神情肃穆，右手一页页轻轻翻动着账本，两眼扫着一行行密密麻麻的收入、支出数字，左手在算盘上“轻拢慢捻抹复挑”，灵动的手指上下翻飞，算盘珠子“噼里啪啦”边吟唱边轻舞飞扬。珠算声和着家家户户炒冻米糖的“沙沙”声以及杀年猪的欢闹声，在袅袅炊烟中演绎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菖蒲村陈年老酒般浓得化不开的年味。
“农会先生”和大队会计是不脱产的，除了做账目、开会，父亲同社员一道在田地里干活。每当此时，生产队长便会笑得嘴角弯到后脑勺去，因为父亲的身影一出现，他就再也无需担心谁会偷懒谁会耍滑。一次父亲从县里公差回家，为了给村里节省7角钱车票，抄近路经金村翻宋村岭往回赶。傍晚时分快到家时已经累得几乎双脚要抽筋。抬眼一瞧，却见生产队一众人马正在一块稻田里插秧，几位老油条蹲在田塍边，有的吧嗒着旱烟袋，有的天南海北地拉呱。生产队长面色铁青，却又有些无奈。看到父亲，如遇救星，大喊一声：“大猫来了，看你们几只老鼠还作不作！”几位磨洋工的瞟到父亲的身影，顿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到水田中忙活起来。父亲一声不吭，把随身的帆布挎包往地上一扔，解放鞋踢到一边，裤脚一卷就下到了田里。他左手抓过一把秧苗，右手在水田里飞梭般往返滑行，一行行笔直挺立的秧苗魔术般地在众人面前伸展开来。十多位正劳力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拼命赶，结果竟没人追得上父亲这台“郑氏牌插秧机”。本来这丘田第二天早上还得来补半天课，因为父亲的意外出现，晚上收工时已圆满完成作业，乐得生产队长“呵呵”了老半天。
父亲鹰鼻深目，剑眉皓齿，长相硬朗，平时少言寡语。一天劳作下来，门前小河里洗漱一番，粗布白衬衫配上他匀称的身材，门前一站，夕阳落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暖意中自有三分威严。这份温暖和威严氤氲在菖蒲村许多社员心中，也沐浴着我们兄妹六个的童年。
我家临溪的菜园里有一株碗口粗的桃树，根扎在菜园子一角，身子却像一把巨扇，斜斜地伸展在河面上。这株桃树形态优美，但结的毛桃又硬又小，即便成熟时咬上一口，除了苦涩还是苦涩。但对苹果、香蕉不知为何物的菖蒲村少年来说，那苦涩的毛桃却如同仙果。每年果子才清明粒大小时，村里的小伙伴们便已纷纷觊觎。
为了捍卫这一树“圣果”，我免不了同村里的孩童吵嘴打架。大约七八岁，一次我同两位偷桃少年在河边激战正酣，冷不丁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把我像拎小鸡一样一把拎到家门口，从柴禾堆里抽出一根去叶的红花檵木枝条，啪啪啪地在我身上抽了一通。我一阵嚎叫，背上、屁股上、大腿上早已一片或深或浅纵横交错的紫红阡陌。
我并非顽劣孩童，相反，生性本分，读书用心，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当班长。父亲更非暴戾之辈，平时我们犯点小错，他只需用眼角余光瞟一眼，我们兄妹立刻就老老实实。但即便如此，我竟也挨过父亲三次胖揍。除了上面这次，还有一次是一位村人恶作剧，在他几粒土枣的诱惑和再三怂恿下，我和几位小伙伴往一位常年到菖蒲乞讨的盲人空饭碗里悄悄放进了几颗石子。父亲听说后，我毫不意外享受了一顿“鞭刑”。最后一次是上小学五年级，乡里（那时叫“公社”）举办中小学生运动会，我参赛项目是乒乓球。私下切磋后发现，有两位选手似乎比我技高一筹，我拿冠军有点困难。于是我决定放弃。比赛那天，我借机逃到河里摸鱼去了。父亲闻讯，火速赶到河边，现场就给我来了场酣畅淋漓的“快巴（掌）加鞭”。“父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惨痛和无奈，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然让我困惑的是，父亲三次胖揍均未发一言。或许他只坚信，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的修为养成，立身处世的规矩和道理，尽在他手中沉默坚定的“鞭子”里？抑或是决意要让我自己从撕心裂肺的灼痛中参透成长的哲学和人生的真谛？
突然想起他去世那天的情景：31年前那个除夕，他早早起床，把乡邻们托我写对联的红纸，或斗方、或条幅一一裁好，又细心地研好一大盘墨汁，然后袖着手静静地站在一旁。看我挥毫泼墨，他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甚至陶醉。随后他开始忙碌祭祖准备，一丝不苟地装好一碟碟水果、糕点，把铜质烛台擦得锃亮。当母亲把炖得酥软的猪头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朱红色柏木托盘里时，他恭恭敬敬地给爷爷满上了一杯酒，喃喃自语：“猪耳朵配烧酒，您最喜欢……”然后便一头扑倒在八仙桌上溘然长逝，面容安详，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父亲独断而决绝的告别方式，让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肝肠寸断。不料31年后，母亲竟以同样的方式离我们而去。今年6月7日，94岁高龄的母亲早餐后坐在门口晒太阳，“今天日头真好”，言毕，身子一歪，竟无疾而终。
乡邻们说，这对老人福气好，说走就走，没受针头插管之苦。但我们六位兄弟姐妹明白，这何尝不是父母为人处世的最终修为，又何尝不是他们对子女最深挚的关爱？叹来日再无方长，一别永无归期，唯将思念寄云鹤。敬爱的父母，愿你们天堂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