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姜振军 记录：尹婵萱
冬日的江山高级技工学校里，阳光透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办公桌前的荣誉证书上。
在前不久举办的第三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暨大国工匠论坛上，发布了200位大国工匠人才名单。其中，浙江省共有11人入选，姜振军榜上有名，成为衢州市首位大国工匠。
姜振军，现江山高级技工学校教师，长期从事变压器试验研发工作，主持完成省级科技研发项目30多个，参与40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定，授权专利40多件，获得省科学技术奖1项，省首台（套）产品7个等。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浙江省“万人计划”高技能领军人才、最美浙江人·最美工匠、浙江省特殊支持计划人才、浙江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38年前，攥着哈尔滨电工学院的毕业证，姜振军踏入了江山变压器厂的大门。此后，他的职业轨迹，便和国家变压器产业的发展脉络紧紧交织。从青涩的试验员到特级技师，从工厂技术攻坚者到讲台授业人，他的每一步，都踩在了行业转型和国家产业升级的节点上。
这是一个用深耕与坚持，诠释“技能报国”的工匠故事。
打小的爱好就有点特别： 喜欢拆东西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江山乡下，打小的爱好就有点特别：喜欢拆东西，捣鼓家里的小物件。
母亲是裁缝师傅，家里的缝纫机零配件，还有那台到点就“铛铛”作响的自鸣钟，都是我的“研究对象”。一有机会，我就趁大人不注意把家里的小机器拆开，研究里面齿轮和弹簧，可有时装回去时，会多出来两三个零件。就是这份对机械的好奇心，成了我后来投身机电领域的萌芽。
1984年，我从江山中学毕业，高考后踏上了去哈尔滨的求学之路。
我上的哈尔滨电工学院电气技术专业，定向为行业企业培养电气领域人才。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先坐十几个小时车到上海，再转车去哈尔滨，从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要坐上近两天两夜。绿皮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我裹着母亲亲手缝制的羊皮大衣，啃着家里带的江山米糕，望着窗外从江南水乡变成东北平原，心里只牢牢记着“学成本领、回厂服务”的目标。在校期间学习了电磁理论、绝缘材料、电机学、电力系统、高电压技术、电力拖动及控制等课程，毕业设计是变压器电磁计算。这些知识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87年毕业回到江山，进到江山变压器厂，开启变压器之路。
我们是先行者， 为变压器产业国产化铺路
入行之初，国内高电压等级变压器仍依赖进口，国家重点工程的大型设备都要从国外采购。进厂后，我成了一名变压器试验员，核心工作是给出厂产品做“体检”，只有电气性能全部合格，设备才能交付用户。入职不久后，我升任试验站站长，首个挑战就和国家变压器产业的早期困境绑在了一起。
那时国内变压器行业的高压绝缘试验设备全依赖进口，不仅价格昂贵，还受限于国外技术。厂里新引进了一台雷电冲击发生器，是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国产第二台同类设备，也是全国首批国产化替代进口的试验装置。可设备虽新，却因当时电子技术和元器件的局限，迟迟调不出稳定的雷电波波形。我们试验团队就六七个人，白天完成常规产品检测，晚上就和厂家技术员、上海交大教授团队聚在试验大厅里攻关。
我们对着厚厚的说明书逐个调试参数，废寝忘食地干了3个多月。终于，设备成功输出合格波形，不仅保障了厂里的产品质量，还把调试中发现的十多处问题反馈给厂家，助力了国产试验设备的优化升级。那时我真切感受到，我们一线技术人员的每一次攻关，都是在为国家变压器产业的国产化铺路。我们这批人，就是国产化浪潮里奋起直追的先行者。
1992年，我转到新产品开发岗；1998年又调任总装车间主任。我清楚，只有摸清从设计到生产的全流程，才能真正吃透变压器的核心技术。这段沉淀的时光，让我对设备的认知从书本理论变成了实操“手感”，也为后来对接国家产业升级需求打下了基础。
甩掉图板， 跟上行业技术迭代的步伐
2002年，我升任技术部部长，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推动“甩图板工程”。早年间，变压器设计全靠手工，设计师们铅笔、橡皮、图板不离手，一张复杂图纸要画好几天，还容易因人工误差导致生产返工。而当时国家正推动工业设计数字化转型，提升装备制造的精度和效率。
我牵头搭建了技术局域网，给每个设计员配齐电脑，鼓励大家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起初老设计师们很抵触，觉得“手工画图才有准头”，我就陪着他们加班，从画基础线条开始教学。没多久，制图效率翻了好几倍，图纸精度大幅提升，产品返工率直接降了一半。这一步改革，不仅让厂里的设计能力跟上了行业节奏，更契合了国家工业数字化的早期布局。
2003年，江山变压器厂改制，我升任副总工程师。当时企业在110kV级变压器领域已深耕10多年，但行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的问题突出，不往更高电压等级突破就会被淘汰。2008年，公司启动220kV级变压器技术改造项目，担子落到了我肩上。
整个项目投资1亿多元，光试验大厅就花了6000多万元。试验大厅对电磁环境要求极高，6个面的背景电磁噪声要控制在10分贝以下，而当时省内没有任何参考案例。我带着团队跑遍全国同行企业，用一年多时间考察学习、制定方案。最棘手的是局部放电问题，涉及设计、工艺、原材料甚至环境，我们用半年多时间拆解生产环节，找出问题逐一整改。两年后公司首台220kV大型变压器成功投运，这不仅是厂里的技术突破，更填补了区域高电压等级变压器生产的空白，呼应了国家提升自主产能、摆脱进口依赖的需求。
建成智能工厂， 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了30多个国家
2020年，国家产业数字化浪潮袭来，推进智能制造成为装备行业的核心方向，公司决定建设数字化智能工厂，我成了项目负责人。厂区两个生产区域有7米多高度差，大型变压器部件运输既慢又不安全，这成了智能工厂建设的拦路虎。
我琢磨出“涵洞运输通道”的方案，在车间间修封闭式涵洞并加装智能轨道，实现部件平稳输送。方案落地后，我天天泡在工地盯进度，2022年，智能工厂建成，成了变压器行业智能制造的标杆。这座工厂里，机械臂能精准完成铁心叠装，智能系统可自动记录生产数据，过去十几人的工序现在两三个人就能完成，这正是对国家智能制造战略的实践。
此时国家变压器产业已实现质的飞跃，特高压输电技术更是全球领先——直流±800kV以上、交流1000kV以上即为特高压，这类技术输电损耗极小，能适配长距离电力输送需求。而江山也凭借产业积累，拿下了国家级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输配电成了当地支柱产业，产品也出口到30多个国家，彻底扭转了早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58岁“转行”做老师， 为变压器行业培养人才
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我越来越体会到：国家产业升级不仅需要技术突破，更需要梯队化的高技能人才。
在技术攻坚的同时，我从没停下人才培养的工作。2011年起我主动承担员工培训，2014年成立技能工作室，在人社部门指导下开展江山市首批变压器行业技师、高级技师自主培训，培养出当地第一批产业高技能人才。2016年工作室获评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后来又成了国家级工作室。
这些年，工作室培养了150多名技能人才，其中有浙江工匠、省拔尖技能人才、市级首席技师等高技能领军人才。
2025年3月，我来到江山高级技工学校担任专家。这时，江山市已将输配电产业列为支柱产业，而国家正推进电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传统变压器的短板逐渐显现：传统变压器是被动传输设备，无法实时调整功率，而现在电网要适配光伏、风电等不稳定的新能源，还要对接储能系统和高耗能的数据中心，急需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变压器，这类设备要能实现毫秒级功率切换，对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
因此，培养更多的行业人才，是当下极为重要的事，值得我全力投入。
到学校后，我每周除了上课、带学生，也负责输配电校企合作的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我今年担任了浙江省高端装备（输配电）产业链职业技能竞赛技术专家，协助承办江山市职业技能大赛，把行业标准搬进课堂，让学生接触最新生产设备，为产业培育能适配智能化需求的技术苗子。
把“工匠之魂” 一直守下去、传下去
2024年初，全国总工会启动首批大国工匠评选，我成了培育对象并赴清华参加培训。2025年9月，在全国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上，名单正式公布——全国200人，我是变压器行业的独一份。拿到证书时，我想这是对过去38年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接国家产业未来的责任。
对于未来，我的目标很明确：一是和企业合作研发数字化、智能化输配电新装备。毕竟现在全国电网都在向智能电网升级，今年7月全国单月用电量就达1万亿度，全年将突破10万亿度，电力发展势头强劲，输配电装备需求旺盛。二是培养高技能人才，江山的国家级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正需要能兼顾理论和实操、懂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人才，我要让学生毕业就能上手，为产业持续发力。
前不久，我观摩了学校的工学一体化教学，看着年轻技工熟练操作智能设备，我忽然想起自己刚进厂时的模样。从爱拆零件的乡下孩子到大国工匠，从车间到讲台，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跟着国家产业发展脚步钻研的初心。只要国家电网还需要更智能的变压器，只要产业还需要技术人才，我的“工匠之魂”，就会一直守下去、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