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菡 邵梦圆
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根本保障，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如今，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变化，社会公共事务也愈发复杂，基层治理不仅需要信息化技术的支持，更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突破单一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局限，从而形成多元治理、持续创新的基层治理现代化体系。因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推进网上网下协同治理。衢州市各县（市、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八八战略”和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地区发展实际和数字化治理手段，在不断优化基层治理中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进行了一系列具有衢州特色的创新实践，基层治理成效显著。
一、衢州市基层治理创新实践
（一）柯城“邻礼通”：数字赋能型治理
柯城区斗潭社区开发出了“邻礼通”线上治理应用，动态归集辖区内的人、房、户、车等信息，存入线上民情档案，收集信息涵盖居民的家庭成员、生活情况、物业费缴纳情况等内容，同时整合公安局、人社局、卫健局、民政局等部门数据，生成“一户一档”的居民数据。“邻礼通”应用还在服务端和管理端构建了畅通民情沟通的渠道，对居民反映较多的房屋租赁、智慧停车、道路安全、基础设施维修等民生问题及时进行处理。“邻礼通”应用利用数字化平台融合了政府、村干部、市场主体和群众等多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整合数据资源、搭建智能平台将虚拟治理关系转化为实际民情处置关系，多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更加趋于扁平，社会参与水平和治理效率更高，权力监督更透明化，公共服务更精准化，治理民主化水平得到提升。
（二）龙游“小巷管家”：多元共治型治理
龙游县在东华街道鸡鸣村探索推进“小巷管家”治理模式，以网格片区为主体，以“巷”为最小治理单元，将村内巷道全部纳入统一管理，将党员代表、网格员、志愿者等力量全部下沉至小巷。针对小巷内的疑难问题，由村两委牵头搭建“板凳会议”“周末议事厅”等平台，邀请巷长、村民代表、网格员及相关部门参加，让村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做到村里的事村民商量着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家门口”。龙游“小巷管家”模式让村居干部和志愿者、群众等主体都能实现决策分权、利益互联，将村居打造成治理共同体，吸纳各类主体参与到基层治理过程中，既能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交流情感，也能增强各主体对村居的集体认同感，不断提升他们的归属感，有利于提升基层治理积极性和协作性。
（三）开化“下楼办公”：行政主导型治理
开化县全面推行村干部“下楼办公”，按照“一人一岗”的要求组织干部到办事大厅一楼集中办公，全年实行村干部轮流坐班制，群众来办事时有人可找，实现群众办事“一问就答、一窗就办、一叫就到”，将村干部的身份从管理者转变为代办员，主动解决群众的难事急事，促进“群众敲门”向“干部开门”转变，目前“下楼办公”模式已实现代办服务全覆盖。开化“下楼办公”模式一方面由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治理，另一方面也通过村干部和党员的联动合作深入基层帮助解决群众问题，在此过程中既体现了传统科层制治理的层级化优势，也彰显了群众自治的扁平化优势。政府和村集体的行政命令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员和村民积极配合，增强了基层治理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四）江山“敲门嫂”：群众自发型治理
江山市由各社区党委牵头，以网格为单位，由1名社工和N名微网格长组建“敲门嫂”服务队，服务队每天带领党员群众志愿者敲门入户，在走访中了解群众所需所盼。动态分析家庭近况，将独居老人、残疾人和困境妇女儿童等群体进行红、橙、黄、绿、蓝等级分类，确定每种对象的关怀等级和敲门频次，如困难群体就规定必须每周走访一次，定期梳理群众需求和意见建议，按照难易程度和轻重缓急分类分流处置。江山“敲门嫂”团队以热心的党员群众志愿者参与基层问题解决为主要内容，发挥了社区党委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日常走访加深群众与志愿服务团队和党委政府之间的情感，提升了居民对于社区的情感依赖，形成“有困难找社区”的意识，增进群众对于政府和社区的认同感，在社区与志愿服务的协同中进行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打造。
二、衢州市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困境
一是协同主体不够多元。在走访中发现，目前基层治理仍以传统的政府协同党组织治理为主。群众尽管是基层治理的主体，但大多数群众对于基层治理的参与度还不高，仅关注与自身工作生产相关的事务，多元协同主体参与不够。二是协同方式偏行政化。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党组织、社会组织、群众的协作过程一般以政府和党组织的工作分配为主，社会组织和群众的自发性发挥不足。三是协同关系尚需深入。尽管借助各种数字化治理手段和治理平台，各治理主体之间信息壁垒依然存在，治理过程中的问题和信息交流不够及时准确，群众的诉求未能精准传达，主体间协同关系还需进一步深化。
三、协同治理视域下衢州市基层治理水平提升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党建引领，培育协同主体
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担任着组织领导、协调服务的重要角色，发挥着组织动员、统筹协调等功能。应推动党组织向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新就业群体等延伸，打破镇村级党组织的党建界限，促进各类党组织联动发展，整合各类优质治理资源（资金、场地、人力等），汇聚力量共同商议解决基层难题；持续扩大党建引领覆盖面，创新“党建+志愿服务”“党建+环境整治”等模式，由基层党组织出台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吸引并调动热心群众和社会组织等群体参与治理。
（二）深化数字赋能，创新协同方式
基层治理的效能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在信息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广泛运用的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推动基层治理协同方式创新是推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化平台有助于各主体的高效协同，如打造基层治理的公共数据平台，整合公安、民政、综合执法等系统数据接口具有现实意义，将群众人房地信息、就业信息、基层服务信息等内容进行归集，重点突出群众诉求、安全隐患等数据；打造任务智能分派系统，对群众困难和诉求主要负责部门进行任务分派、监督处理、流程管理和结果反馈。根据日常问题反馈，数字化平台能自动生成治理问题预警信息，监测安全风险信息并预警相关人员进行防范，构建出多主体协同的安全保障网络，提升基层治理韧性。
（三）强化情感联结，优化协同关系
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的发展理念，也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的文化基因。基层治理的成效主要体现在群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上，党委政府吸纳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利用数字化平台提升治理能力，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增强群众之间、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情感联结，增强群众对于所处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样才能更好地创新创业、增收致富。基层治理过程中多主体的协同关系主要立足于群众的配合度上。党委政府既要带动群众致富，还要构建平台帮助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的决策，又要构建便民服务集成体系，整合在地资源，为群众提供养老服务、托育服务、医疗服务等，解决“一老一小”无人照顾的难题，从而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作者单位：龙游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