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红枫
圆了记者梦
我是看着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中国青年报记者王石、房树民采写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不朽的新闻名篇长大的。这些作品，影响了一个时代，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读高中时，我就想当一个能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记者。
1978年高考，我报考文科就是想当记者。其时，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结束查分后发现，我的语文成绩竟然被粗心的阅卷老师少计算了9分，为此，原衢县招生办给我出具了证明。
但即使加上9分，这样的成绩当时也只有等待浙师大扩招的机会。我不想读师范做老师，还想当记者，于是，我放弃了申诉，又加入了复习大军，准备来年再考。
这年12月，带着招生办给我出具的高考成绩少9分的证明，我招工进了杭州铁路分局衢州火车站工作。没想到1979年，我报名参加高考时，单位说如果要参加高考，只能辞职。我数学很差。面对竞争仍然激烈的高考，我心里没把握，不敢辞职只得放弃。我非常伤心，我永远没有机会圆记者梦了。
1982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招生，我报考“汉语言文学专业”。1984年，我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毕业。1985年金华地区撤地建市，衢州市委机关报《衢州报》复刊，公开招考记者编辑。我梦圆记者的机会似乎来了。但没有想到，因为没有单位同意我报考的证明，我被婉拒。报社当时分管人事的李春波副总编收到原衢县老领导方焕启的推荐信，破例让我先参加考试。
考试，我入围了。但是，单位仍然不放我。看到同时考上的同志陆陆续续到报社报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被卡着，我心急如焚。
转眼就到了1985年的最后一天了，如果单位再不放，就意味着我这一次招干的名额将放弃，关键是我离当记者最后的一步迈不过去了。这时，李春波帮我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把我的情况向时任衢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兼《衢州报》总编辑的童效武同志作了汇报。非常幸运的是童效武当即打电话沟通。我就是这样非常曲折地在1985年的最后一天，正式走进了报社，圆了我的记者梦。
一个人的一生，就像一条星链，每一件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后，电大让无数高考落榜的人有机会在没有围墙的大学里继续求学；如果不是《衢州报》复刊……这些“如果”，但凡缺少任何一个“如果”，我都不可能圆记者梦。
进了报社后我才知道，其他同志虽然早于我到报社报到，但是他们也是经过一番波折才走进报社的，其中有许多人后来还成为领导干部、选调到上级部门。我则是8年后，从原衢州日报社走进了浙江日报社。2001年，我又走进了光明日报社。所以说是衢报改变了我的命运。
看国运之兴衰、悟人生之沉浮。我深刻感受到我们这代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命运、时代的进步是如此紧密相连。
1991年，做了5年记者，30岁的我，被推选评上了“衢州市劳动模范”“浙江省新长征突击手”，经报社、省记协推荐评选，荣获了“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也是那一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中最年轻的记者。
这一年，我还应日本外务省邀请，作为中国青年记者代表到日本访问。代表团10名成员，都来自中央媒体，只有我来自地市报。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眺望窗外万里无垠的蓝天，我感慨万千。没有想到，我一个高考落榜青年，一个铁路工人，竟然能圆记者梦，竟能作为全国地市报记者的代表，参加中国青年记者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我再一次深切感受到是衢报改变了我的命运。
“机会是永远给有准备的人！”
用这句似乎有自我夸奖之嫌的话做小标题，是因为这句话是刚刚当上记者的我，在“挖空心思”采访到了著名作家白桦时他对我说的一句话。
那是一次来之不易、极其难忘的采访。
我记得是1987年，当时因为撰写《苦恋》而名动天下的白桦先生来访衢州。我久仰先生大名，很想采访他。可是我当时只是一个小记者，他是大名人，这样的机会自然不会落到我头上。但是，我不甘心。
机会终于有了。我偶然得知急于晚上赶回上海的白桦先生没有买到回上海的火车票。于是，我自告奋勇自荐自己在铁路工作过，可以帮忙送白桦先生上卧铺补票。当绿色的列车徐徐进站，我帮助先生联系卧铺。联系好后，先生和送行的众人挥手告别。我则从另外的车厢跳上了火车。
作为名人，白桦始终被许多人围着、簇拥着。当火车徐徐开动，白桦独自安顿好，刚才还热热闹闹，突然间变得寂静无声。坐在卧铺上眺望窗外的先生回过头，发现我这个帮他联系卧铺的小记者竟然还在车上，既意外又有点惊喜，问我怎么回事，是不是来不及下车了？
当我告诉白桦先生这是我“处心积虑”地争取接触到他、获得单独采访他的机会时，他非常感动，欣然表示接受我的采访。
我非常激动，感谢他给我这样没有任何干扰、独自接受我采访的“奢侈”机会。
“不要谢我。这个机会是你自己争取来的。机会是永远给有准备的人。”先生说，“为什么万物在春天生长，就是因它们在冬天吸收积蓄了足够的养分，等待春天的到来……”经历了人生无数坎坷的先生，用诗一般的语言、充满哲理地向我畅谈他的人生感受。
两个小时后，车到义乌，我和先生惜别，然后跳上另一趟回衢州的列车。当我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两点多。我顾不上休息、疲惫，通宵达旦地写起白桦先生的专访……
“机会是永远给有准备的人！”当我现在回忆起白桦先生30多年前和我说的这句话时，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我不禁感慨万千。
我虽然跨进了报社，但圆记者梦并不容易。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因为当时报纸刚复刊，人员紧张、配备不全，就临时安排我搞收发。
几个月后，雇请到了临时工，我以为自己可以当记者了，没有想到又让我去印刷厂做校对。
“机会是永远给有准备的人”。记得1986年8月的一天，东迹渡大桥突然发生一起重大事故。正在看大样、时任报社副总编的汪锡华连打几个电话，因为记者都在外采访，一下子找不到人赶往现场。看到老总非常焦急时，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竟然自告奋勇地说：“汪总，能不能让我去采访？”
“你！”汪总愣了一下，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我说，“你行吗？”
是啊，我行吗？毕竟我那时只是一个校对。
迎着汪总怀疑的目光，我说：“汪总，就让我试试看吧！”
汪总猛吸一口烟，然后把烟头火揿灭，对我说：“好！那就你去！”
我就是这样开始了我36年记者生涯的第一次采访。
我骑着自行车赶到现场，2个小时采访回来，就在校对室很快把通讯写好。汪锡华看了看后，点起一根烟开始修改。当他猛吸了那根烟的最后一口后，把烟头在烟灰缸一揿，挥着我的稿子大声地用江山话说了一句：“犟（蛮）好，马上排版！”
零点过后，我的稿子和我以《衢州报》“本报记者”的名义排成的铅字付印。这是我在《衢州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新闻作品。看到自己的作品在飘散着油墨香的新闻纸上出现时，我无比激动、兴奋和幸福。
几天后，因为汪总的建议，报社通知我不要做校对了，去当记者。
我的记者梦应该说由此才真正开始。
当时新闻部主任是陆方才。他是从《江山报》调过来的，有着丰富的采访经验和扎实的文字功底。当他看到我到开化601厂采访厂长郑培华的稿子，不但在《衢州报》头版头条刊登出来，几天后，还在当时的《浙江工人报》头版头条刊出（巧合的是那天的《浙江工人报》二版的头条也是我的一篇通讯），陆方才在部门里，挥着报纸对大家说：“这真是个奇迹。同一天的报纸，一版、二版的头条竟然都是同一个通讯员的稿子，这是很难很难的，难以想象。这也是我们《衢州报》的光荣！太不容易了！”
“严红枫，祝贺你！”陆方才对我说，“你这小子看来是个当记者的料。”看到主任对我在上级媒体发表作品，就像他自己发表文章一样，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我当时感动不已，这对我的鼓励太大了。
是啊，“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但是有准备的人也要幸运地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遇上合适的人，才能够更好地抓住机会。
后来，周小平接替陆方才当了我们的部主任。我性格比较贪玩，有时候也比较马虎，记得有一次有一篇稿子，我草草写就，想匆匆交差下班。
“你这小子就拿这样的稿子糊弄我！”周小平瞪着眼睛对我说，“不行！重写！今天晚上，你死也要死出来！”平时，他那和蔼可亲的目光，此时此刻是那样严厉。
因为该稿第二天就要见报，我必须“死也要死出来”。那天，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住在我楼下的周小平一早就来敲门，问我写好了没有。知道我真的一夜没睡，连忙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要怪我逼你！”
看完我通宵赶写出来的稿子，他用手轻轻地抚平有点皱的稿纸，对我笑着说：“这才像你严红枫写的稿子。上午不要上班了，抓紧休息一下。”
这件事、这些细节，30多年过去，我至今还历历在目、感佩在心。
当时报社确实有一种很好的风气，就是钻研业务、严格要求，鼓励记者写好稿子。作为主管业务的副总编汪锡华，他办公室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向我们敞开，当我们向他报告有什么好的新闻线索时，他会和我们一样兴奋、眼睛发光，并和我们一起讨论、争论如何写好稿子，让稿子出彩。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我珍惜、抓住机会，采写出了《两个大学生承包失败启示录》《浙西大地上的英雄群体——记衢县石梁大俱源村21位共产党员》《生命的烛光——记衢县湖南镇金村民办教师邱土珍》……一系列的宣传报道、长篇通讯。这些报道后来都评上了浙江省好新闻、中国地市报好新闻一等奖、二等奖。
其中，《郑重声明的背后》在《人民日报》《文汇报》刊发。此后，此文成为《衢州报》复刊以后第一个一等奖——1987年浙江省好新闻一等奖。
回到前面，那天我通宵赶写出的白桦专访，因为本报已经有了由报社副总编、副刊部主任采写白桦先生的专访，我就把稿子先投给了当时浙江日报下辖的《经济生活报》，稍作修改，又投给白桦先生的家乡报纸《河南日报》（当时《衢州报》为了在全国地市报中扩大影响，支持、鼓励大家积极向外、向上级媒体投稿）。
几天后，沾了名人的光，这篇专访竟然被《经济生活报》《河南日报》采用刊登了。河南日报社副刊部的编辑还因此向我约稿。
衢报给我的印象、对我的影响是极其美好而深远的。机会果然是永远给有准备的人的。但我忘不了当时：报社从总编、副总编到部主任都没有架子、都从不拿腔拿调，大家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一门心思争取写好稿子，努力编出好稿子，业务氛围非常浓厚，真是一个温暖、和谐、战斗的大家庭。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当时衢报在全国地市报界非常有影响力，涌现出了许多好记者、好报道。衢报人的办报精神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倡导践行“四力”
前面说到我终于跨入报社的大门。但其实，当时的报社非常简陋，根本没有什么大门，就是在市中心天宁寺的隔壁、老市公安局对面，在一老旧普通的居民楼里，租了两套居民房，我们20多个人就是在这样的陋室环境里，靠两条腿、骑自行车、挤公交车、搭手扶拖拉机……开展采编工作。那时候，报社就倡导做“四力”记者，尤其鼓励我们年轻的记者要有“脚力”。
作为老新闻工作者，李春波、汪锡华等领导常常会要求我们：多跑、多看、多听，脚板底下出新闻。其实，他们自己也以身作则，也是“四力”的践行者。
前几天，我们同一批考进报社的资深摄影记者周志浩在群里发出了一组当年大家在基层采访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我和汪锡华副老总，高高挽起裤脚，拎着解放鞋，赤脚，相互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涉水过溪的瞬间。
凝视这张照片，刹那间把我带回到当时难忘的场景。那是1990年8月，报社组织“走百村访千家”采访活动。这是一次意志的锻炼，也是极好的练笔机会。
汪锡华带领我们三个青年记者到原衢县石梁山区。当时区政府的招待所非常简陋，都是二、三、四个人一间屋。副总编也不例外。我们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床，或骑车，或走路，或搭手扶拖拉机走村访户，晚上摸黑回来。
那天吃过晚饭，采访了一天，大家都很累。汪总说明天还要采访，让我们大家早点休息。但是，他自己却不肯休息。我们问为什么？他说，刚刚来了一个县里下乡调研的干部，今晚和他同住。他担心自己打呼噜影响对方入睡，想等对方睡着了再回房休息。
到了后半夜，我出来上厕所，发现汪总还没休息，我问他怎么还不睡？他苦笑着说，他还以为自己打呼噜会影响这个人休息，没想到这个人的呼噜比他还大，让他无法入睡。
汪总无奈地长叹一声：“哎！”
顿时，我哑然失笑。我陪着汪总聊天，一直聊到很困、很困，我们才各自回屋休息。这桩哭笑不得的趣事，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时候记者采访条件是多么艰苦。这是我们今天的年轻记者所难以想象的。
一天，带着满身尘土回来，我顾不得吃晚饭，对汪总说：“我抓到一条‘大鱼’，我想进山去采访。”
要致富，先修路。原来在走村访户中，我了解到石梁区大山深处有个大俱源村，村里21位共产党员带头三年不拿误工补贴，不报销为公办事的差旅费，不吃公家出差客饭，三年带头多出义务工，带领群众开山劈路，渴望让山村叩开致富大门……我被这英雄群体的动人事迹感动。
汪总非常支持我，让我进山多采访几天。
第二天一早，考虑山里村民因为交通不便，条件也不好，不大下山买菜，天蒙蒙亮，我特意到集市上买了点肉、豆腐干和青菜就搭手扶拖拉机来九华山脚底下，再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到了大俱源村。晚上，我就在村支部书记家里打地铺……
采访回来，顾不得劳累，我向汪总汇报。他也不顾疲惫，拉上其他两名记者，大家一起商量如何选择采访角度。
之后，我又进山，经三易其稿，写出了《浙西大地上的英雄群体——记衢县石梁大俱源村21位共产党员》，衢报头版头条刊登后，《浙江日报》也刊登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看到这个英雄群体的事迹，一再表扬他们。当时常务副省长还专程到大俱源山区看望、慰问这21位党员。在省交通厅、市交通局的支持下，半年后，千百年被大山阻隔的大俱源村终于有了一条通往外面的机耕路……
“这真是脚板底下出新闻”。此时此刻，回忆大俱源的采访经历，让我又不禁回想起1991年5月，我到乌溪江库区的高山上的里村，采访民办老师邱土珍，又是因为“四力”，“脚板底下出新闻”，让我写出了《生命的烛光》。
当时，我在报社传达室看到里村20多位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联名给报社写信，呼吁救救他们在原巨化职工医院治病的老师邱土珍。
我拿着信来到汪锡华办公室，表示想去乌溪江采访。他又非常支持我。我就从南区骑车来到了原巨化职工医院，看到非常清瘦、脸色苍白，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邱老师，无力地躺靠在病床上。她的床头柜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杯白开水，而且因为没钱，药已经停了。她喃喃反复地说：“我不出院。出院就是等死！”
中午，邱土珍的儿子给母亲送中饭，我看里面只有米饭和一点青菜。我对他说：“你妈妈需要营养，你怎么就给你妈吃这个东西？”他儿子抹着泪哽咽地说，他在巨化打工，自己也没有钱……
邱老师默默地咽着饭。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心里默默想：我一定要写这个报道，救救邱老师！
汪总听了我的汇报后，开始问，邱老师有没有什么荣誉？我说，没有任何荣誉。他说什么荣誉都没有，这个报道是有点难。
“汪总，如果她有什么荣誉，可能现在就被重视、得救了。正是没有荣誉，在大山里做了30年民办老师，也因为没有关系，一直没有转正，所以现在这么困难，心脏有了病，没有钱做手术。”我说，“我们如果光去写有荣誉、有地位的人，那往往是锦上添花。但我们更需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汪总认可我的想法，支持我去乌溪江采访。
我坐公共汽车先到乌溪江区政府。听说我要去里村采访，陪同的一位区干部颇为惊讶。他说里村太远、山太高、交通太不方便了。他当了两年区干部，还没有到过里村，让我是不是就在区里的中心小学采访一下算了。我坚持一定要先去里村采访。
于是，我们搭手扶拖拉机，在羊肠小路颠簸了个把小时，再爬了一个半小时的山路，才来到里村。
看到我是来采访邱老师的，村支部书记叶成友非常惊讶和激动。他说，他们村里40岁以下的人，都曾经是邱土珍的学生。他哽咽地告诉我——
里村穷。每年学生用的新书、新簿没人到镇里买，都是邱老师利用到镇中心小学开会的机会，自己挑着、举着火把背进山来。
里村穷。民办教师，由村里付给她的一半工资，经常拖欠三四年。她从没怨言。
里村穷。买不起炸药给学校开辟操场。是她自己带着学生，挖掉、整平了学校门前的一座小山包，开出了一个1300平方米、平平整整的大操场，使里村村小成为省体育达标先进单位。
里村穷。学校的一切开支是她自己带着学生开荒山、种茶树，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给学校添置了教学器材和办公用具。
33年，每年365天，每天从早到晚，即使是假日也不例外，从家里到学校，从教室到每个学生家中访问，翻山越岭，里村人给邱土珍老师算了一笔账，她走过的里程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多4倍。
33年，里村出了2名大学生、2名中专生、几十名高中生。里村小学升学率高达90%，为湖南镇14个村小中升学率之最。
33年前，风华正茂、青春美丽的邱土珍，是自己挑着铺盖走80里山路进山。33年后，52岁的她，危在旦夕，是被乡亲抬着出山。邱土珍，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里村的父老乡亲和山山水水。而她所得到的实在太少、太少。民办教师转正，尽管她任劳任怨，做出那么多成绩，但由于没有文凭，或许还由于没有什么关系，一次次推荐，但一次次都被刷掉了……
“如果早知道你要进山采访，路远，我愿用轿子抬；山高，我愿用双肩背！”老叶说。
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如果不是报社鼓励我们“脚板底下出新闻”，不是用“脚力”翻山越岭来到里村，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和催人泪下的细节，是采访不到、发现不了、更是想象不出来的。
正是在报社的支持下，我采写出了长篇通讯——《生命的烛光——记衢县湖南镇里村民办教师邱土珍》，在衢报头版头条刊登，并在省里的报纸头条刊登。顿时，就在全市、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省委领导看到报道后，立即作出批示：立即全力以赴抢救邱土珍老师的生命……省卫生厅厅长亲自挂帅，迅速成立治疗小组。
省委组织部和省教育厅相关领导还在衢州市委领导的陪同下，亲自到原巨化职工医院看望慰问邱土珍老师：一是带去省委领导的关心和问候；二是给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特批一个民办教师破格转正的指标；三是要送她到浙二医院救治……
随后，原衢县县委做出二项决定：号召全县向邱土珍老师学习；县里财政拨款专们成立一个“民办教师医疗、生活困难救助基金”……
往事如烟，往事未必如烟。在《衢州日报》复刊40周年之际，回忆这些往事，我为自己当年能够有幸成为衢报美好大家庭中的一员，感到无比欣慰和幸福。我感谢衢报对我的培养，感谢衢报老领导和战友对我的帮助，我铭记，《衢州日报》改变了我的命运。
（作者系《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原站长、高级记者。1985年，考入《衢州报》，从校对做起，当记者、编辑、部主任。1991年，调入《浙江日报》，先后任丽水记者站站长、金华记者站站长；2001年调入《光明日报》，任宁波记者站站长、浙江记者站站长。从事新闻工作36年，新闻作品多次获中国新闻奖，《光明日报》年度新闻特别奖、一等奖，浙江省重大主题报道奖、浙江新闻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