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岩
我打小深度近视，读书也不求甚解，对密集的文字颇有恐惧，而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对《衢州日报》喜爱和对部分老报人的尊重。懂得衢州人对这份报纸的偏爱，还是在我20岁前后。
1989年，我从当时的衢州师范学校毕业，走上教师岗位。起初是在下张乡一所叫茅岭岗的完全小学，后又调入衢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那时教书，虽说枯燥孤寂，但空闲时间挺多，就写些不伦不类的文字，不投稿、不参赛，最多跟学长、前辈交流交流。聊得多、吹得猛了，就出现一种错觉：自以为文字功夫了得。于是乎，吹牛也不分场合，回到家里跟父亲也嘚瑟起来。父亲是原杭州大学中文系六八届毕业生，文艺修养远胜于多数人，自然更比我高出许多截。听我吹牛胡侃，他不贬低也不生气，反倒鼓励了句：“你给《衢州日报》投稿嘛。”
当年我年轻气盛，在对一些事一无所知的同时，还都盲目地看不上，就愣住了：不至于吧？父亲会对这份地方报纸如此看重？于是便问父亲：“你在衢州学习、生活、工作，衢州最高等级的报纸就是《衢州日报》啊！”我一想，确实呀，就思忖：自己觉得文字硬，那好歹总得上一次衢报吧？到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多少前辈高人，都以上衢州日报为荣啊。而我真正的“上一次”，却是在我25岁时的1997年了，并且写的也不是什么文学作品，是篇悼文。
父母在常山一中教书时有位挺要好的同事，叫常寿林。上世纪80年代初去了香港，慢慢成了港岛小有名气的专栏作家，也是香港衢州同乡会会员。1997年香港回归仪式当晚，已成为电台记者的我，还专门跑到邮局给他打跨境电话作了采访，他在电话里向我描述了交接仪式的盛况，并表达了他与家人对衢州的挂念。没料到，这事儿才过去两个多月，父母同事那儿就传来他因病去世在杭州的消息。知道消息的当天，我就写了一篇题为《悼常寿林先生》的文章，次日贴上邮票寄给了《衢州日报》。当年有种说法：给报社的投稿，将信封剪掉一个角就可以免邮费。慎重起见，我没那样干。
1997年9月24日是个周六，《衢州日报》“橘颂”副刊（那时还叫“桔颂”，尚未由王蒙先生题写刊头，属于印刷体美术字）在挺重要的位置发表了我这篇悼文。刚才翻出我留存的这张报纸，重读这篇近28年前的文字，我这才记起，当年那位细心的编辑鄢卫建老师还在文章中加了一段话：“《衢州日报》在改版前，也曾经连续登载过常寿林先生以《承婴小语》为专栏的关于海外风土人情的系列文章。”《衢州日报》前身为《衢州报》，改版于1991年，可见报社对寓外的常寿林先生相当熟悉。
到了9月26日星期一，我所在的衢州人民广播电台专题部办公室电话老是响，好多人读了报纸后找到我，表示震惊。其中一位在市电力局工作的常寿林先生的学生，更是难掩伤感，通话时有些唏嘘。自此，我才真正感受到《衢州日报》在本地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学写报道时，我的电台同事周建军提醒我：要多读《衢州日报》头版、二版文章，这更让我从新闻业务层面感到这份报纸的厚重。
2022年11月28日，衢州日报社与衢州广电合并成立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在浙江省第二轮媒体融合中首先挂牌，没多久便合署办公。前年，传媒的报人们提出了“让报纸动起来”的思路，克服各种困难，在融入新兴媒体方面动了不少脑筋，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今年是衢报复刊40周年，我忆及与《衢州日报》的那些往事，再回望与报人朝夕相处的这四个年头，感慨良多。如今，包括《衢州日报》、《衢州晚报》、广播、电视、以“三衢”客户端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内，衢州传媒的每位新闻人都非常努力，也都甘于付出，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景：唯愿衢州新闻事业不断走稳走强、大涨长红。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衢州市作协副主席、诗歌创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