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福
前些日子，我来到衢州市区赵抃祠参观。没一会儿，天空突降大雨，我一时也走不了了。
整个赵抃祠，就我一个人。好吧，那就再细细地看，全面深入地了解下“人中仪表”“铁面御史”赵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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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抃（1008—1084），字阅道，自号知非子，衢州西安县（今衢州市柯城区）人，北宋名臣、词人，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其一生为官，以“铁面无私”闻名，和包拯齐名；历仕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为官45年，五任御史，因其刚正不阿、廉洁奉公、敢于弹劾权贵的品格，被时人称为“铁面御史”。苏东坡赞其“邦之司直，民之父师”，他的事迹被记载于《宋史》中，是历史上唯一一位以“铁面御史”之誉载入《二十四史》的官员。
赵抃既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的“铁面御史”，也是善于治理地方的清官能吏。他治理地方时清廉勤政，注重民生，减免苛捐杂税，整顿吏治，造福地方，深得百姓爱戴。
赵抃祠始建于宋咸淳四年（1268），明万历年间迁至现址（衢州市区钟楼底）。建筑坐北朝南，占地面积近400平方米，自南而北依次为门厅、天井、正堂、后花园和后堂。赵抃祠现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和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在赵抃祠后堂赵抃像左侧，有一块《表忠观碑》复原的碑石，我久久凝望，思绪飘向了200公里外的杭州，想起了西子湖畔的钱王祠，想起了在钱王祠里刚刚看过的镇祠之宝《表忠观碑》。
12天前的一个上午，我在西子湖畔、杭州西湖博物馆北侧的钱王祠里兜兜转转一个多小时，大概明白了吴越国三世五王（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的情况、赵抃奏请朝廷为吴越国王钱氏修坟庙的情况、苏轼撰写《表忠观碑记》的情况。
走入钱王祠“功臣堂”，映入眼帘的三方碑石就是《表忠观碑》。碑记由苏轼在宋元丰元年（1078）所书，叙述了吴越国钱王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五代时期，奉行中原正朔，不失臣节，消弭兵戈，安居人民，最终纳土归宋的事迹，褒扬了历代钱王的功绩，认为“有德于斯民甚厚”“有功于朝廷甚大”。当时，我在《表忠观碑》前，凝思良久。
为什么会有钱王祠、赵抃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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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钱王祠“五王殿”五位钱王塑像前，我曾经思考过为什么会有钱王祠？如今在衢州赵抃祠后堂赵抃塑像前，我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赵抃祠？
吴越国钱氏三世五王与赵抃之所以被立祠纪念，主要源于他们对地方治理、民生福祉和历史贡献的深远影响。
钱氏与赵抃均受到宋朝朝廷的褒奖，立祠是官方对其功绩的肯定。两者均体现“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百姓因受益于钱氏与赵抃治理（如水利、和平）而自发纪念，形成地方文化符号，是民间感恩与文化传承。
钱镠及其后代在五代十国乱世中坚持“善事中国”政策，保境安民，避免战乱，不称帝、不扩张，主动向中原政权称臣，使吴越国（今江浙沪一带）免于战火，维持了长达百年的和平。钱镠组织修建钱塘江海塘，治理水患，保障农业生产；开辟港口，促进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后继的几位钱王重视农桑，兴修水利，发展商贸，使得吴越国成为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他们还崇佛重教，建设了许多寺庙佛塔，灵隐寺、六和塔、保俶塔等都与吴越国有关，为杭州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末代国王钱弘俶主动归顺北宋，避免江南生灵涂炭，宋太宗盛赞其“忠顺王室，保一方之民”，后世誉为“善终善始”的典范。
赵抃为人刚正不阿，被誉为“铁面御史”，其道德品格成为后世官员的楷模，是道德典范，为后世敬仰。赵抃清廉勤政，造福地方，曾任成都转运使、杭州知州等职，以清廉简朴著称，治理地方时注重民生，减免苛捐杂税，整顿吏治，深得百姓爱戴。他在杭州任职期间，主持修缮钱塘江堤坝，兴修水利，促进农业和商业发展，为杭州的繁荣奠定基础。赵抃的治政理念对北宋吏治改革产生深远影响，被后世视为“清白文化”的代表人物，其事迹被文人以“一琴一鹤”等意象广泛传播。赵抃被《宋史》誉为“千古官守第一、千古治行第一”，宰相韩琦称其“真世人标表”。
赵抃与钱王祠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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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抃是衢州人，吴越国五位钱王是杭州人。赵抃出生比吴越国第一任国王钱镠晚156年、比第五任国王钱弘俶晚79年。两地相隔，不同时代，时光流转，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结下了不解之缘。
吴越国三世五王，从公元907年到978年，统治浙地70余年。这70多年，正是中原地区五代更迭、战乱不断的时期，而吴越国却保持相对稳定，成为乱世中的一片乐土。
钱镠作为开国之主，最有远见。他深知“保境安民”的重要性，临终嘱咐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大事之礼。”意思是无论中原如何改朝换代，都要保持对中央政权的尊重和臣服。这个遗嘱成为钱氏家族的执政纲领，使吴越国在复杂政治环境中得以生存发展。
最令人感慨的是最后一位国王钱弘俶。面对北宋统一的大势，他作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纳土归宋。978年，钱弘俶将所辖13州、86县、55万人口悉数献给宋朝，避免了战争流血，保全了百姓安宁。这是一种难得的政治智慧和个人牺牲。
在浙江历史文化名人中，赵抃占有十分重要的一席之地。赵抃也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晚年曾两度出任杭州知州。
神宗熙宁三年（1070）四月，赵抃62岁，首次出任杭州知州。同年十二月，赵抃调离杭州。时间虽短，但办了不少实事，受到杭州百姓称赞。
熙宁十年（1077）五月，69岁的赵抃再次出任杭州知州时，杭州百姓夹道欢迎。这次，赵抃发现吴越国王钱氏的陵墓、庙宇以及家族坟墓等约30处，都处于荒废状态。他敏锐地注意到了钱氏家族对这片土地的深远影响。于是，他上疏朝廷，请求表彰钱氏功绩。这在当时是需要胆识的——为一个曾经割据一方的王国正名，不是所有官员都愿意做的事情。但赵抃以他素来的正直和远见，看到了这件事背后的意义：不仅是追念历史，更是为当下树立忠君爱民的典范。
宋神宗采纳了赵抃的建议，以皇帝的名义将妙音院改赐名为“表忠观”，这就是钱王祠的前身。
苏轼写《表忠观碑记》《赵清献公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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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忠观建好后，谁来写碑文呢？赵抃想到了自己信任的朋友苏轼。1078年，出任徐州知州的苏轼接到杭州知州赵抃的一封信，信中说自己向朝廷上书请求修一座功德观，以表彰看护钱氏家族墓的人之功德。苏轼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写出了《表忠观碑记》，之后被刻石立碑。
赵抃和苏轼父子三人均有交情。赵抃早年在蜀地任转运使时，与回眉州老家、因母守殇的苏轼、苏辙相识，对二苏颇有好感。同时也了解到苏洵为人，于是赵抃郑重向朝廷推荐苏洵为试校书郎。
赵抃修建表忠观，苏轼写碑文，前后两位“杭州老市长”，皆流芳百世。苏轼比赵抃小29岁，但两人是忘年交，情谊深厚。有趣的是，赵抃两次来杭州任知州，苏轼也是两次在杭州为官（1071年来杭州任通判，1089年来杭州任知州），可谓人生奇妙的交集，于是有了那篇文采飞扬的《表忠观碑记》。其中，苏轼写道：“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这段话精准概括了钱氏家族的历史地位——虽据富庶之地，却始终保持臣节，维护统一。
元丰七年（1084）八月癸巳日，赵抃逝世，皇帝追封他为太子少师，谥号为“清献”。苏东坡（1081年，苏轼在黄州期间，作《东坡八首》和《东坡》，建起了“东坡雪堂”，并自号东坡居士）洋洋洒洒为赵抃亲笔写下《赵清献公神道碑》，这篇文章他是用了真感情，三千多字将赵抃的一生娓娓道来，后来元人修《宋史》时，赵抃的传记多采自苏东坡的这篇文章。苏东坡一生中，只为四个人写过碑文。可见，苏东坡对赵抃的尊重钦佩程度。
站在赵抃祠中，我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奇妙连接。赵抃是衢州人，在四川和苏轼父子三人均有交情，在杭州为钱氏请命建表忠观。钱氏是杭州的守护者，其精神被衢州的清官赵抃所识，其功德被四川的大文豪苏轼所记。苏轼是四川人，为杭州的历史写下流传千古的《表忠观碑记》，为衢州的赵抃写下不朽篇章《赵清献公神道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籍贯，只要心存天下，都能成为历史的推动者。
赵抃祠的参观者不多，比起杭州钱王祠的门庭若市，这里显得安静许多。但正是这种安静，让人更能沉思历史的意义。赵抃一生清廉，随身只带一琴一鹤，传为佳话；钱氏家族治理东南，最终纳土归宋，保全苍生。两种不同的选择，却同样展现了士大夫的责任与担当。
骤雨初歇，步出赵抃祠，夕阳西下，金色的光芒洒在古老的建筑上。我想，应该再去一趟杭州，再去看看钱王祠，继续思考历史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