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娟
我的老家在一个青山合围的小村，名唤山坑自然村。听老一辈人说，祖上是为了躲避战乱，才从镇上迁徙定居于此。那时，还没有进村的马路，仅有一条崎岖的山路。我的祖辈，就是靠着肩挑手提、翻山越岭，才来到这个避世的小山村。
后来，为了进出方便，村里人以愚公移山之志在村口的山体凿出一道口子，这便是车辆进村的必经之路，坡陡而狭窄。在这必经之路的边上，凿平了一块空地，村里在此兴办学校，这便是山坑岭上的学校。
我们家和这岭上的学校缘分不浅，我在那里读了一个学期的学前班，弟弟在那里上了三年幼儿园，母亲更是在那里教了十几年的幼儿园，奉献了人生中最好的时光。
说起来，刚被父母送去岭上的学校，我还不大情愿呢！和我同年的表哥表弟们被他们的父母花重金送入崭新的童之梦幼儿园，那里如梦似幻，滑梯、跷跷板等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满足了我对幼儿园的一切向往。我则被父母送上这陡峭的山坑岭，还未进校门就得接受爬一百多级台阶的严峻考验。
学校仅有一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两层小楼和一幢低矮的附房，操场上布满细小的石子，稀疏的野草在顽强地生长。整个学校仅有小学一二年级混龄班和一个幼儿园混龄班，有两名老师和一户借住的人家。我就读的幼儿园混龄班在楼房的最边上，推开吱呀作响的木窗就是大山，一个中年女老师管着我们三四十个孩子。我们玩着残缺不全的玩具，做着古老欢乐的游戏，不知不觉间度过了一个学期。以至于我到上小学的时候，还是白纸一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弟弟上幼儿园时，担任老师的是母亲。那时前一任女老师外出谋生，我们的母亲则相反，刚从外出打工转变为留守乡村。村里人找到母亲请她当幼儿园老师，母亲答应下来，这一干就是十几年。我以为弟弟在母亲的班上会受到优待，日日享受同学们羡慕的眼光，结果，提及幼儿园生涯，弟弟三缄其口。后来，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弟弟在班上是最早到校、最晚离校，却最被忽略的存在。刚进小班的小朋友需要哄，弟弟却是得不到哄的小朋友。每次哭着来找母亲，母亲总是忙着哄更小的孩子，让他和中班、大班的小朋友一起自由活动。一个学期结束了，每位小朋友都领了一张奖状，只有弟弟在颁奖仪式结束后，才怯生生地拉着母亲的衣角，“妈妈，我怎么没有奖状？”母亲才惊觉，居然忘了给弟弟写一张奖状。
母亲在山坑岭上的学校教了一年多书后，渐渐和借住学校的那户人家熟悉起来了。说起来，村里也是做好事，靠拄拐棍上门理发维持生计的残疾老父亲和他收养的五六岁小女孩无处可去，于是村里借着看守学校的名头，允许他们免费住在学校里。老父亲白天上门理发，留守的女孩子就在学校自个儿玩，有时也会在窗户底下听课。时间长了，母亲便喊她来教室听课，一来二去，母亲班里多了一位“特殊”的学生。小女孩的老父亲知道了这事，要给女儿补缴学费，母亲硬是不收。
时光的大手一挥，我和弟弟从刚入学的孩童长成了已过而立之年的中年人，母亲也已过了退休年龄。如今镇上的学校都面临逐步被撤并的命运，更不用说村里的学校了。山坑岭上的学校早在十年前就废弃不用，原先教书育人、耕耘乡村贫瘠文化土壤的地方，现如今已然回归自然。教学楼等一色建筑早已拆除，操场上密密匝匝的树木高高耸立，校门口的上百级台阶被青苔巧妙掩饰，似乎这个地方从来不曾办过学。
可在我的记忆深处，仍然有一座岭上的学校，坐落在这个小山村进村的制高点上，即使需要翻山越岭，也阻挡不了孩子们对知识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