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小康 文/图
书页泛黄如秋叶，翻开时似有清风自宋明两代徐徐吹来。这部《赵清献公集》，绵纸上的墨色历经四百余年依然沉静，仿佛在诉说一个关于文字因缘的故事。首序开篇“岁戊子九月”，正是万历十六年（1588），刊刻者詹思谦在成都知府任上，将同乡先贤赵抃的文集重新付梓。两个相隔五百年的灵魂，因这一册文集而相遇，恰似钱塘江与锦江在书页间交汇。
一
赵抃，北宋名臣，《宋史》载其“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相随”，这11个字勾勒出其何等清绝的仕宦风范。他四次入蜀，治乱安民，留下“蜀风为变”的政声。而詹思谦，明万历年间进士，同样镇守成都，平定苗獐之乱，著有《平蛮诗》。时空遥隔，却同在蜀地为官，同为三衢子弟，这般巧合，岂非天意？
细考詹氏家世，方知这番刊刻绝非偶然。常山后园詹氏，自五代詹从效始居此地，至明代已成望族。詹思谦之父詹绅，任星子知县时“劝农桑，兴学校，雪冤狱”，其兄思虞官至山东按察使，“惩大姓横恣”，家风刚直，与赵抃“铁面御史”的气节一脉相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詹思谦刊刻此集时，特意保留“南阳赵氏”的题署。这不仅是对赵抃郡望的尊重，更暗含对自身家族渊源的追溯——詹氏鼻祖正是来自南阳。这种微妙的呼应，可见詹思谦用心之深。
赵抃治蜀的事迹，在《宋史》中熠熠生辉。第二次入蜀时，“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抃以身帅之，蜀风为变”；第三次知成都府，“以宽为治”，处理妖祀案件时“刑首恶而释余人”，被英宗誉为“中和之政”；第四次则是为平定戍卒之乱而去，可谓“为治乱而来”。
这些记载，对五百年后同在成都为官的詹思谦而言，无疑是最好的为政教科书。当他面对“苗獐叛”的乱局时，必定会想起这位先贤的治蜀方略。序中“牧甫恬静遂志与道合，真学先生于乡稔矣”之语，绝非客套，而是实实在在的景仰与效法。
二
此部詹思谦刊本，装帧为四厚册一函，共十卷附目录二卷。最珍贵处在于序文叶数作墨锭状，或为试印之本，可见刊刻时的慎重。从所收序文看，依次为天台陈仁玉、蒙古僧家奴钧元卿、马嵬阎铎、宜兴安吾杨准、莆田林有年等人的序跋。这种编排，既尊重了历代版本的传承，又以林有年嘉靖刊本为底本，体现了詹思谦对文献流传的严谨态度。
书中粘有“杭州抱经堂书局”的书签，让人想起鲁迅先生常在此觅书的往事。从万历成都府衙，到民国杭州书肆，再到今日学者案头，这部文集的流传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书籍传播史。
赵抃的“一琴一鹤”，早已成为清廉的象征；而詹思谦的《平蛮诗》，虽已散佚，但从其平定苗乱的事迹中，仍可想见其儒将风范。二人最大的相通处，在于那种“宽严相济”的为政之道。赵抃处理妖祀案时的明察秋毫，与詹思谦恤刑江南时平反程任卿冤狱，如出一辙；赵抃的“以身帅之”改变蜀地官风，与詹思谦檄令川兵听点而制止剽掠，异曲同工。
詹思谦在序中展望：“他日成都集成出，蜀人世习而诵之。”这不仅是要传播赵抃的诗文，更是要传承其治世精神。此刻的刊刻，已超越了一般乡谊，成为两种仕宦理想的共鸣。
翻阅这部文集，仿佛看见两个跨越时空的对话：赵抃在宋代的成都府衙抚琴，琴声清越如他“一如清水”的政声；詹思谦在明代的官署校勘书稿，灯下笔墨见证着他效法先贤的决心。三衢的山水孕育了他们的风骨，蜀地的风云锤炼了他们的才智，而这一册文集，成为连接两个伟大灵魂的桥梁。
书的寿命远超过人，但使书流传的，终究是人的精神。詹思谦刊刻《赵清献公集》，不仅让赵抃的诗文得以传世，更让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凝结在字里行间。今人展卷，不仅能读宋贤文章，更能见明臣心迹，这大概就是文脉相传的真义所在。
当最后一页合上，墨香犹在鼻端，忽然明白：所谓知音，未必是同时代人，也可以是跨越数百年的精神契合。詹思谦通过刊刻赵抃文集，完成了与先贤的神交，而这部流传至今的善本，就是这段旷世知音最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