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杏生
1985年8月的一纸调令，我成了《衢州报》试刊号的工作人员。1990年8月的一纸任命，我成了衢州日报社编委，自此开启为期17年的夜班时段。夜班轮流上，其间，我轮值千余个夜晚，每晚工作七八小时，重点编审要闻版和时事版，兼看其他版，编、写、改、换稿子如同家常便饭，好多事都忘了，发生在午夜的四个小故事却让我至今难忘。
小平逝世——通宵重编
1997年2月19日，我当值夜班。晚上11时左右，已审签完《衢州日报》4个版，可以上机印刷了。难得的，如此早下班，回到家却莫名其妙地毫无睡意，打开电视机看了二个多小时。不料刚上床躺下，坐机铃声突然响起，我连忙光着脚跑到客厅接电话，电讯接收室相告邓小平逝世。我马上赶回办公室，已是20日凌晨1时许，电话告知市委书记，手机居然一打就通。接着，组织人员换稿，重新编排要闻版，同时检查其他版，去掉色彩，黑白印刷。当时心里很沉很痛，没有邓小平他老人家，高考制度不可能恢复，1978年我不可能有机会就读新闻专业，并成为地方党报的负责人之一。我国也不可能走上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之路。邓小平是伟人，也是我的恩人。想到这些，倍感肩头责任很重很重。
20日凌晨2时许，《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等新华社重要文稿陆续传来。4时30分，2月20日的《衢州日报》要闻版的版式设计完毕。5时左右，破例同时拉出5份大样校读，轮值副总编与总编、副总编、出版部负责人、责编等一起校看，力求万无一失。6时整，全部版样调整完毕。6时50分，开机印刷，市区少数晨跑的干部7时就拿到报纸。
与同事一起到菜市场附近的小店吃早餐时，我心里很舒坦很欣慰，觉得对得起邓小平他老人家，也对得起《衢州日报》的读者。
邓小平突然逝世，忙坏了中国所有媒体，有的报社19日晚上无人值班或提前关闭了新华社电讯接收设备，错过时机，2月20日不得不收回正在发送的报纸，重新编印。我们及时、精准地编发新华社报道，满足了全市干群的需求。20日上午，中共衢州市委召开常委会，《衢州日报》成为会上的主要读物。此后的7天治丧期，对开4版的《衢州日报》用24个版刊登治丧报道和悼念缅怀邓小平的文章。
根据此夜经历，我撰写了《永世难忘的不眠之夜》一文，收入专著《无悔的选择》，2003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江青死了——果断换稿
1991年6月4日，我值夜班。23时左右，时事版已编排妥当，正审看时，电讯收发员递过来一条短讯，内容是江青死了。稿子很短，不到百字，显然规格很低。细看内容，新华社是在事发21天后才公布的，所以电讯上除了电头，还有“本社记者获悉”一语。当时传播渠道单一，对于衢州干群来说，这个消息是闻所未闻、欲知而未知的。因为1980年11月21日晚上7点半，我亲眼目睹过衢州市民异常踊跃收看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电视节目。大家肯定也很关注江青的最终下场。所以，我拿定主意，宁可少登、不登那些无关老百姓痛痒的东西，也要把这篇大众关注度很高的短消息挤上去。当时的《衢州日报》4开4版，时事版少得可怜，半版不到，当即撤下一篇国际简讯，换上《江青自杀身亡》，排在时事版右下角。
当然，作为轮值编委，可以不换稿，就在责任编辑送来的版面上签个字，省事，也没错，但于心不安，愧对党的新闻工作者这个职业。
雾锁衢城——临时挤稿
1996年12月27日，我审签完所有版面，回家途中发现雾浓如烟，路灯下三四米外难见东西，不觉心头一紧，一看时间才28日凌晨1时，换稿不至于影响投递，便又折返夜班值班室，与出版部负责人耿海岩、责编杨昕一起，打电话采访相关部门的值班人员，快速形成220多字的短稿，硬从一版拉下一篇稿子，换上今日短新闻《今晨大雾 衢城平安》，排在下半版中间位置。
原文如下：
（本报今日零点消息）衢城笼罩在浓雾之中，路灯变得昏暗无光，二三十米开外难辨景物。这是今年入冬以来鲜见的一场大雾。
这场大雾从27日晚七八时许就悄然而来，扑门入窗，湿人发眉。子夜时分，浓雾铺天盖地。零点40分，记者电询市气象局值班室，无人接话，雾因不详。
稍后，又电询市交警支队直属大队值班室、正在巡逻的干警和电力调度所，均告平安无事。1时许，拨通市人民医院急诊室，值班的巴医师相告，有一中年男子因雾中骑车，撞破前额，正在急救之中。(于耿昕)
自以为这是衢州新闻史上最早的当天新闻。尽管这夜迟下班一个多小时，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凌晨2时许，回到住宅楼，没有电梯，一层一层往上爬，到了家门口，插进钥匙，左旋右转，却怎么也打不开房门，心里好生奇怪，当时也没有手机，正扬手准备拍门叫醒妻子，一抬头，猛然发现，这儿原来是502室。怎么糊里糊涂爬到五楼来了呢？自己住的是402室呀，心中不禁自嘲道：幸好还没惊醒邻居呢。
报庆在即——斟酌社论
2007年5月27日夜，作为轮值总编格外忙碌辛苦。因为翌日举行报庆20周年活动，上午邀请老中青三代报人座谈，下午召开庆典大会，有众多市领导以及市级部门领导，还有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和兄弟市媒体的众多领导出席。大家一定会关注、品评这天的《衢州日报》，质量如何影响很广。5月28日拟出32个版，其中报庆特刊24个版，大部分版面白天已弄好，每版的题和图一一过目，花去两个多小时。我最不放下心的，还是那篇社论。这篇报庆社论，我前几天就写好了，也经多人审改过，见到要闻版清样，仍忍不住又斟酌起来。社论题为《与衢州共发展 与百姓同喜忧——写在欢庆〈衢州日报〉复刊二十周年暨报业中心采编大楼落成之际》，其中两处让我沉吟，一处是“与百姓同喜忧”，是否有点自夸？尽管在新闻实践中，我们没少为困难群众奔走呼吁，也没少替窘境中的市民仗义执言，但扪心自问，总起来说，还是做得不够。转念一想，作为以后努力的重点，也说得通，没毛病，就不改算了。另一处是“我们明智，因而按照规律，以新闻立报，以办报立业……”感觉没把意思表达到位，便用“敬畏”一词取代“按照”，衢州日报社改革发展之路表明，办报人只有敬畏规律，才能主动去研究规律，才能顺着规律去发展，才不敢违逆规律，自以为是，导致自吞苦果。
审签完全部版面已是5月28日凌晨2时。这是衢报创刊、复刊以来最厚的一期报纸。要闻版上那篇1200多字的言论文章也是我执笔撰写的最后一篇衢报社论，后收入专著《新闻三章》，2013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在这天的报庆晚宴上，我得知将卸任副总编，转至衢州市记协专职副主席岗位，自此不再在一线办报。
（作者系浙江浦江人。高级编辑职称，历任衢州日报社经济部副主任、主任、新闻部主任、周末部主任、编委、副总编、调研员、衢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专职副主席,系衢州市政协四届、五届、六届委员。曾获衢州市最佳编辑、衢州市优秀知识分子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