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励
要把所在博物馆的特色收藏和“镇馆之宝”的研究做深做透，研究者必须努力回应专家和公众对这件文物的所有疑问。是的，是所有疑问，易言之，关于这件文物的任何问题都难不倒我。这是理想的境界，我们可能无法到达，但可以无限接近。
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的文物，例如“罗双双”铭银鞋、八卦纹银杯、八角形银杯、金娃娃、荷叶形白玉杯、兔形玉镇纸、云璧连环玉带扣等都是衢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讲好文物故事的前提，是要把史绳祖墓作为课题写深、写透。
毛慧《衢州南宋史绳祖墓研究》就是这样的著作，首先将文物努力还原到墓葬的田野场景中。由于是农民生产建设中的偶然发现，所有文物都脱离了墓地、墓室的三维空间。毕竟是出土文物，研究者必须具备还原文物出土现场即解决文物来源问题的意识。毛慧通过田野调查，还原了1974年衢县王家公社瓜园大队农民吴天才在自留地里发现史绳祖墓和衢县文管会干部崔成实先生征集文物的曲折过程，说文物出土之初，方圆几十里的村民到吴天才家一睹“宝贝”真容，吴家用来待客的“索面”吃掉了整整两笸箩。吴天才将文物上交国家后，文管会奖励他100元人民币和搪瓷杯等奖品，衢县广播站连续三天播报他的光荣事迹。是的，有细节的故事才好看。
其次，把文物还原到史绳祖及其妻子杨氏生活的南宋后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背景中去。博物馆的文物，本来都是古人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物事，今人之所以感觉迷惑，主要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时空脉络，游离于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外，变成了不明来历的物事。讲好文物故事的基础，就是要将残缺无序的文物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还原功夫越精准、越具体，故事就越贴切、越精彩。《衢州南宋史绳祖墓研究》全书在此处用功最深，毛慧根据出土墓志，结合相关文献，对史绳祖和杨氏生平、仕宦、交游、事迹、学术成就的研究，可谓事无巨细，正是我在前文所说的努力回应专家和公众关于墓主人一切问题的境界。
史绳祖是成都府眉山人，其妻杨氏是成都新繁县人。南宋的四川，长期处于军事前线，前期与金人对峙，尚能将敌军拒于蜀口之外。但后期与蒙古军队的战争，自始至终处于劣势。从端平二年（1235）起，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残破，成都已无法坚守。淳祐年间，余玠主持四川军政期间，不得不放弃成都府城，将成都路、府、州治所移至金堂县云顶乡。至宝祐六年（1258）云顶城失守，成都及其附近彭州、汉州等地彻底沦陷，成都府路安抚使驻地南迁至嘉定府（今乐山）。自从史绳祖到临安府任职吏部郎中，到寓居衢州，直至咸淳十年（1274）卒于衢州，他的家乡早已沦陷。但从史绳祖的个人著述，为妻子杨氏刊刻《锦官百咏》和撰写圹志的事迹，以及史绳祖之子史孝祥在入元后依然保持“眉山”的籍贯认同，处处可见他们的家乡情怀，至死未泯。
史绳祖为亡室杨氏所撰的墓志，多实际内容，较少虚饰，老夫老妻相濡以沫的情感，跃然纸上，令人动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赵冬梅老师告诉我，史绳祖撰《杨氏圹志》是她认为古代“夫为妻撰”墓志铭的优秀范例，她每年都会让学生阅读这篇文章。今天，我们到博物馆观其物，思其人，感念他们生逢乱世的一生，如果没有毛慧有深度、有情怀的研究，我们的体验不可能如此真切。
再次，本书研究具体文物也多创见。试举一例，《易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宋代的巴蜀地区，易学尤其繁盛，程颐就有“易学在蜀”的感慨。史绳祖也不例外，正如其圹志所言“老屋数间，闭户读易”。毛慧对史绳祖墓出土八卦纹银杯、八角形银杯“易图”的介绍和研究，尤其是对星宿分野银盘残器的复原，既为学术界提供了新材料，更生动再现了南宋易经学者的当行本色。所谓知人论世，是我们到博物馆体验历史的一种境界。
以史绳祖墓为研究对象，开展深入、细致的课题研究，是讲好衢州博物馆这组“镇馆之宝”故事和日后相关策展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毛慧《衢州南宋史绳祖墓研究》是一种示范性的项目，如果各地博物馆援例以本馆特色文物、重点收藏为中心开展课题研究，形成更多的类似《衢州南宋史绳祖墓研究》的成果，我们庶几可以宣称，博物馆人确实比别人更有本事讲好文物故事，更有能力“让文物活起来”。这一天的到来，才是博物馆事业的黄金时代。
郑嘉励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从事田野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近30年，业余从事杂文写作，主要著作有《浙江宋墓》《读墓:南宋的墓葬与礼俗》《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考古的另一面》《考古者说》《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朝东屋：一个村庄的百年微澜》等。其中，《读墓：南宋的墓葬与礼俗》获第十二届“邓广铭学术论著奖”一等奖。